模擬電玩遊戲（simulation game）是許多人的兒時回憶，像日本電玩大廠光榮會社（Koei）的歷史類遊戲《信長之野望》、《三國志》系列，或美商Maxis以城市開發為主題的經典《模擬城市》（SimCity），即使在遊戲科技日新月異的今日，這種回合制遊戲仍有不少死忠粉絲，不管目標是一統天下，或是努力讓一座城市從無到太空時代，遊戲主軸都是在「經營一片土地」，在虛擬世界重現「國家的治理」。
遊戲的操作介面會提供各種數據給玩家，做為每一回下指令的參考，來制定不同決策。眾多數據中，人口數字最為關鍵，人口總數是升級到下一階段的門檻，可以解鎖不同關卡。人口也牽涉到糧食、稅收、武力……這看似再自然不過的數字來到真實世界，可不像遊戲裡那樣隨手可得、時時更新，得耗費龐大的人力物力，仰賴定期專業的執行。《清點每一個人：分類、標籤與認同，人口普查如何定義國家與你我身分》就深入淺出的討論了這門專業，作者、牛津大學計量經濟學博士安德魯．惠特畢（Andrew Whitby）從歷史和當代現狀帶我們看到「人口普查」的形成經過、對當代社會有何影響？
本書點出了玩家在遊戲中都曾不經意感受過的：治理國家的權力渴望。而當這樣的渴望實現於人間，無論有再多規範，把人變成「數字」，無形中也對個人造成控制。遊戲玩家總是不知不覺就達成這種終極理想：成為上帝──從全知觀點，以「去人性」的方式統御每個人民。人口普查就是實踐這夢想的絕佳工具。
清點每一個人：分類、標籤與認同，人口普查如何定義國家與你我身分
因為涉及統治，以及更實際的稅收問題，人口普查的歷史淵遠流長。早在西元前數千年，不同古文明都留有對人口總數的試圖統計，甚至早於書寫之前，印加帝國就利用繩結排列（quipu）來記錄人口。隨文明進步，前近代東西方各大王國都發展出近似「普查」的概念，並嘗試推動相關工程，但礙於技術和成本，往往難以貫徹，直到17、18世紀，現代意義的普查才在歐洲萌芽。這漫長的演變過程，正說明人口普查之難，它需要大量人力、時間，才能完成一次人口整理，還得反覆定期執行，以精準掌握增減。即使在今日，人口普查也是大工程，必須時隔數年，或採取部分普查的折衷方式。
調查和登記轄下的人口，在歐洲最早是打著「政治算術」的旗號，是一種「針對與政府相關的事物，根據數字做推論」的藝術，這呼應了科學革命以來的信念，以數學為治理手段。從舊大陸英、法諸國的王公大臣，到新大陸美國革命的「國父們」，都曾企圖統計領土上的人民，以便有效管理。不只因應治國的需要，這中間還摻雜著1798年「馬爾薩斯人口論」那悲觀的預言，認為人口增長最終會導致巨大災難。於是，「掌握人口」成了關乎文明起落的關鍵。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認為，人口增長的速度永遠比糧食供應速度快，若不加以限制，將造成饑饉、戰爭和疾病。（圖片來源/wiki）
在實際執行上，除了英美兩國帶頭開啟「十年一次」定期普查的風潮，更關鍵的突破還是科技發展，如紐約工程師赫爾曼．何樂禮（Herman Hollerith, 1860-1929）研發的「打孔卡」技術，不但提升統計速度和正確度，也滿足人口普查的核心任務：不只是數人頭，還要將每個人的身家背景，乃至涉及隱私的細項（種族、職業、婚姻狀況、讀寫能力、是否歸化、是否殘障或畸形……）都紀錄下來。如1936年出版《人口會計學》、打造普查系統化觀念的荷蘭公務員蘭茲（Jacobus Lambertus Lentz, 1894-1963）所言：官僚系統以科學、機械化的方式，在國家檔案留下每個人的資料，打造出利於國家機器運用的「書面人」。
何樂禮研發的打孔卡。一張卡片代表一個人，每一區塊都對應一個問題（比如種族）（圖片來源/wiki）
何樂禮發明的電子製表機和分類箱。（圖片來源/wiki）
雖然普查的基本倫理總是再三強調會保障個人隱私，但在「老大哥」注視下，回顧歷史，更多的還是對隱私的侵犯和濫用。
《清點每一個人》的後半分析人口普查在20世紀的蓬勃發展，讀來處處令人不安，隨著普查技術進步，結果就是對人權更加肆意侵犯。希特勒納粹政權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惡意挪用優生學和反猶情緒，建構仇恨意識型態，並利用各國普查的大批資料，把猶太人從原本的社群中隔離，送入集中營，執行系統性的種族屠殺。當然，最終的殺戮可能和這些普查技術或官員無關，但在明知國家另有他用的情況下，仍一味進行調查，成為大屠殺的幫兇。
人不見得能從歷史中學到教訓，但總能在歷史中找到傳承邪惡的方式。
戰後，人口普查受到檢討，美國統計學會早在1949年就討論統計倫理問題，但要到1980年代才終於採用一套倫理守則。1985年，國際統計學會發表了「專業倫理宣言」，1994年聯合國制定「官方統計數據基本原則」，特別加入統計的保密原則。
普查的技術也因戰後人口快速增長，對「馬爾薩斯預言」的恐懼再起，出現了以全球為尺度的人口統計，各國也以這些調查為基礎，制定各種人口控制政策，有些手段溫和，如台灣1950-70年代的「家庭計畫」，有些手段殘酷，如中國的「一胎化」政策。《清點每一個人》作者再三提醒，普查從來不是按字面解讀的資料，會受到政治程度不一的操弄。2018年，川普政府就在普查中強行納入「此人是美國公民？」提問，計畫廢止境內非公民及非法移民子女的「出生公民權」，為了政治目的（移民政策、重劃選區）不惜扼殺普查應有的公平公正。
2018年川普政府在普查強行納入「此人是否美國公民？」的提問。
比操弄更可怕的影響，是普查變成國家監控的利器，當傳統行政結合先進科技，「老大哥之眼」如虎添翼，境內每一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打造比當年納粹更滴水不露的銅強鐵壁。書中的例子離我們並不遙遠，就是新疆再教育營，2008年起，中國政府建立龐大的監控系統，整合了「閉路電視攝影機、Wi-Fi數據分享器、車牌掃瞄器、檢查哨身分證掃瞄」蒐集的監視資料，和傳統的「汽車所有權、健康、家庭計劃、司法紀錄」，讓「新疆公民不但可以被看到，根本就是透明的」。監控加上鎮壓，據估100萬名維吾爾人被送到再教育營，消失人間。
人口普查是現代國家發展的雙面刃，是諸多施政和建設的基礎，書中數度提及台灣的例子，做為戰後高速現代化的代表之一，台灣在普查方面確實成效卓越。《現實的探求：台灣攝影史形構考》作者張世倫在OKAPI的訪談中也提及台灣攝影和戰後「身分證製作」之間的關係，「所有國家成立的第一要務就是人口普查」；台灣日後被視為經濟奇蹟的發展，也大都依賴詳盡的人口調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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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依大我建設而生的統計數字，總藏著對小我的侵犯，一旦落入野心者手上，將成為難以挽回的悲劇。從1933年起擔任納粹第三帝國統計局長的沃夫岡．萊哈特（Wolfgang Reinhardt），身為公務員的他，認真配合高層命令，研發更有效率的統計方式，但他未曾加入納粹黨，也一直試圖保有統計資料有運用上的單純，最終只能在1940年稱病離職。在離職前的一篇文章裡，他寫道：
在文明世界，無論什麼時候，官方統計的可靠度來自被調查的人口對統計保密性的信任，也就是他們個別申報的資料會受到保護，只有統計機關、只為統計目的方得使用，且絕對不會用於對個別回覆者不利的行政措施。
這暮鼓晨鐘的發言，或許才是人口普查在技術面進步之外，永遠不變的理想和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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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稷安
歷史學學徒，國立暨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專長為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大眾史學、數位人文學。理論上應該是要努力在學院裡討生活的人，但多半時間都耗費在與本業無關的事務裡，以及不務正業的事後懊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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