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亦絢／這個世界，曾有希望──我讀陳育萱小說集《那些狂烈的安靜》-作家專業書評-好書指南-OKAPI閱讀生活誌

「學校小說」並不是我特別研究過的專題——但陳育萱的《那些狂烈的安靜》，讓我止不住地想起，這個值得更多討論的文學傳統。

「學校小說」的新樣貌

台灣曾經一度存在過力度非凡的「學校小說」，比如收錄在洪範1985出版《茨冠花》中的〈花冠與茨冠〉（許台英著），經常被置於「人權文學」領域的林雙不——儘管對後者的語言是否過於直白，時有爭論，但不可諱言地，「大學女生莊南安」這七個字及其留下的眾多作品，都曾作為無法忽視的象徵與文學記憶。在在提醒我們，在「家庭」與「社會」兩個場域之間，「學校」不該是被輕易遺忘的時空。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從朱宥勳的《湖上的鴨子哪裡去了？》中，仍看得到對此傳統的重拾與致意。如果我們更細心一點，也可看到王文興的《剪翼史》，一定程度，正是全力暴露威權時代大學殿堂庸凡、虛幻與屈辱的文本。陳柏言的〈雨在芭蕉裡〉，雖是帶有牛刀小試感的短篇，但其中多樣的企圖與輻射，也確證了「返校」的大有可為。而啟明出版的《史托納》（約翰．威廉斯著）中，更是只以幾個教職員與學生的恩怨情仇，就構築出足以見證歷史與社會變遷的不朽經典。收錄在《那些狂烈的安靜》中的七篇力作，既與上述文學遺產交相呼應，也有迥然不同的成績締造。

〈彼端〉結尾的意象，令我想到「一個沒有自由的自由女神」——但主角仍高舉起手。那不是單純的反抗，還包含深刻的諷喻與精確的喊話。語言是直樸易懂的，感情是溫和真摯的，切入點卻將荒謬、悲憫與洞見，一併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上。

茨冠花

大學女生莊南安

湖上的鴨子都到哪裡去了

剪翼史

溫州街上有什麼?：陳柏言短篇小說集

史托納

那些狂烈的安靜

當代藝術與社會隔離的危機：再訪「監視器事件」

小說很可能是從「嘉義代課老師抗議裝設監視器」事件脫化而來。在原始事件中，新聞在老師自殺、校長辭職後，就淡出了媒體——儘管當時不乏「不能讓事情不了了之」的聲音，但也有不少失焦的討論。報導中，該名小學老師認為教室裝設監視器「違反教育意義」而辭職。在她的說法中，捍衛學生權益的意味大過對監控的反對（「如果是拍我，我會到鏡頭前面比個ya」）——我在看到當下，就感覺複雜。因為如果老師已能認知到監視器對學生的不妥，不可能完全沒想到「拍我」也屬不當，「比ya」的說法，應該是反映了降低衝突的意願與教師的弱勢處境——只有弱勢到一定程度，才會有委婉的必要。而根據教育部的說法，監視器的議題，其實是「已多次討論而無共識」。所以，這個事件想必也只是「冰山一角」。小說將背景從國小改成高中，老師也非代課，是剛考上資格的正式老師，雖然仍保留了一部分「職場霸凌」的痕跡，但在這大幅改寫社會事件的小說中，「校園監視器」現象，無疑是小說家更針對的靶心。而現實中的自殺，小說換了「黑色幽默」上陣。

\\「嘉義代課老師抗議裝設監視器」事件新聞//

但最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陳育萱有效地「將當代藝術拖下水」。「批判監視器」幾乎可以說是當代思潮與藝術的主流。如果追溯更遠，歐威爾的《一九八四》也已開章明義。然而，那麼多的論述，那麼多的作品，難道與校園竟是完全的「絕緣體」嗎？兩者老死不相往來地「動如參與商」嗎？社會是否已建立起新的隔離制度：一個世界流暢地訴說監視器的墮落，一個世界沉默地陷入監視器成癮症？除了監控的政治意涵，這「兩個世界」的鴻溝，難道就不是危機嗎？

接下負疚感，也接下隱隱的性欲

〈彼端〉，並不是《那些狂烈的安靜》中，唯一一篇貌似平和，實則凌厲的小說。〈人偶遊戲〉的首尾濃麗，中間卻疏淡——一個家傳紙紮業的大一女生筱棠，離家到東部求學，因為家庭經濟突然窘迫，在打工民宿裡，遇到謎樣的女主人與她對女生情竇初開的國中女兒星媛。故事有種鬼故事特有的鬆鬆感——「應該沒什麼好緊張反倒令人更緊張」。故事的表面看起來與邪教有關，但細讀之下還有其他。筱棠的表意識集中在不忍星媛的寂寞無依，但某次前去檢查星媛安危的夜裡，筱棠不但留下「過夜」，早上醒轉後，還懷疑兩人已有親密接觸。「以為昨夜睡得像蛹。」——小說出現這一句，其他時間裡，我們都以為「俑」字與筱棠家的「人俑」有關，筱棠也把星媛與人偶相比——這使得我們可能誤以為「俑」都圍繞在星媛身上——但這個「睡得像蛹」像是冒出的線索，突然指向了筱棠——「沒有知覺、不能言語」的「俑 / 蛹」其實也是她？

故事不只關於家教女學生是小拉拉，也關於「直女」既拒認又揮不去的同性情欲。結尾的一疊三唱，在極快的節奏中，就讓我們體驗到從負疚感的釋然，再訪與諦觀——頭髮間「燃燒過」的小紙片，不只是無法燒化的靈屋殘餘，也是「一夜結髮」，從「不信物」到「信物」的化身。這是我近來讀到最美又最有深意的段落。

陷落的世界與不陷落的人：致目睹兒們

在讀這些小說的過程中，「陷落的世界與不陷落的人」這句話，不時浮上我的心頭。

陳育萱攫住的，是一個「陷落得很快的世界」：父母不合或一方外遇、成績不佳或一場打鬥，坍方速度都是快的。目睹兒（目睹暴力的兒童）——未必直接受到暴力虐待，但直、間接接觸到暴力場景的兒童——應該是陳育萱小說中，最常出現的人物。

〈停留在一無所有的浮標〉中的朱冠群，父母鬥毆中，父死母入獄，在與同伴嬉遊時，仍會聽到母親的尖叫聲，是「具有侵蝕性的絕望」——這一篇還寫了三個青少年打「噴農藥」工的情景，在很容易被負面標籤為「高風險」的成長過程中，冠群保存著釣魚以及與同伴跑步的歡愉。

〈禮物〉中，因為疫情改成線上課程，也使身為老師的Dora意外目睹學生家中的暴力事件，而相反於一般以為老師就是無甚風浪長成的，Dora本身也是擦拭過父母鬥毆後血跡的目睹兒。在處理學生受傷同時，Dora也無法避免兒時創傷浮現——但她幸有救起過的小黑貓反來守護。

〈唯獨剩下安靜〉觸及的是更禁忌的一面，「我被迫成為那一幕的活標本」。如同〈彼端〉，這篇小說也不迴避與校園發生過的事件對話，但著眼點並非「拼湊真相」。它們有最好的「社會新聞小說」的特點——如同斯湯達爾的《紅與黑》或李昂的〈殺夫〉，只從社會新聞借取若干元素，在小說家認為值得注意的切面上，重新「說一個不同的故事」。在〈唯獨剩下安靜〉中，教師自殺與學生目睹牽涉的創傷是被關注的，但陳育萱賦予了悲傷更錯綜的結晶形式——那些再也無法支撐自我的人，曾是支撐他人的少數希望：無私指導音樂的同志學長之於芳伃，芳伃之於愛唱歌的原住民學生萬曉浪。陳育萱寫萬曉浪蓋著臉「哭」是「任宛如被咬一口的熱燙暖流沿著指節處一節一節地滑動」——曉浪不只「變靜」也「變慢變敏感」，這些都是哀悼中的人會體會到的「不同的身體」。

紅與黑(法文全譯本)

殺夫

回到樹下的教育

所有的喪失幾乎都是喪失「另一個身體」，而再「壞」的身體，對生命來說，也是「好身體」——比如〈運途〉中「始終要依伴著楓葉鼠而冒犯教室威權」的國小女生，或是〈一閃一閃亮晶晶〉中，容易被側目的「星星兒」肢體語言——在情節上，這兩篇我們並不會覺得那麼不熟悉。但是，作者在轉譯「身體性遭遇」上投入的高度技巧與「身語言」，都使它們成為別具一格、意味深長的文本。

學做工：勞工子弟何以接繼父業?

如果重新回到「學校小說」的尺度，《那些狂烈的安靜》還有幾個特別值得提出來的東西。在〈停在一無所有的浮標〉裡，少年並非真的不愛學習，但他們與學校的關係，經常剩下「跑給老師追」，這不是一般的「頑皮有趣」而已。對教育的「抵制融入」，作為「中輟」或「逃學」的相似身影，他們有更迫切的自我修復需求，那包括了我們在《學做工》中，可以看到的對「階級與教育」的討論，也包括了「階級」未必完全觸及的「關係匱乏」暴力——對他們身體處境有決定性影響的，是他們的「經濟資本」——或說「經濟無資本」。小說裡對此有非常細膩的紀錄，而這通常卻是教育體系不夠正視或率先歧視的層面，所以「追不上他們」。

建築師路易．康（Louis Kahn）曾定義教育是「一個不覺得自己是老師的人，與一個不覺得自己是學生的人，在樹下交換想法」，在讀到《那些狂烈的安靜》之前，我從未注意到「在樹下」這三個字的重要性。在陳育萱的小說裡，山、海、河流與動植物始終有強烈的存在感，大自然不是背景，它也是人的身體庇護與依附——陳育萱已將我們帶到了「樹下」，是時候，讓我們開始交換想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