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燒書
此刻我想安靜。安靜回想寫作《未燒書》的歷程。
未曾料想到歷程比尤里西斯歸鄉更久，要走三十年始得完成初稿。
1989年我在北京現場採訪六四事件，直到6月21日才離開北京。為了記錄八九民運，那一年九月我寫完《天安門紀事》一書。內容以事件現場報導及深度分析為主，文長約十萬字。
然而當時太敏感了。逃亡者還在地下躲藏，追捕者撒下天羅地網，搶救者絡繹於途，有些真實情況寫出來，註定會成為當局按圖索驥、追捕罪責的證據，為了保護學生和知識分子，很多地方寫得特別隱晦，甚至刻意變形隱藏。這讓我心存遺憾，彷彿不能對歷史交待。
我總想，時間再遠一點，看得更清楚一點，人事糾葛更少一點，一定要再好好重寫。
另一方面，我認為自己還不夠了解中國。中國土地太遼闊，多民族的文化面貌繁複多彩，民間社會歷史深邃，我願意用更多一點時間來採訪，好讓自己下筆之際，能看得更全面一些，了解得更透澈一些。
從人民英雄紀念碑拍廣場，可見人群聚集時，可達數萬人。前面的紅旗是「特糾隊」，負責人民英雄紀念碑周邊的糾察工作。學運後期，本來人群變少了，可民主女神一豎立起來，北京電視台一批評，起了廣而告之的作用，人群又熱鬧滾滾的回來了。（圖 / 楊渡提供）
從1990年三月再次採訪兩會開始，我每年有四、五次機會訪問中國，每次大約停留二十到三十天，除了訪問北京文化界、知識界、政界，我還儘量到各地走訪民間社會，聽生命故事，了解更多的民情。從南方的廣東、福建，到東北、內蒙古草原，從剛剛開放的上海郊區，到北京的秀水街俄羅斯貿易，乃至於河北盧溝橋附近的地下市集。那些民間突然爆發出來的經濟動力，點燃了各地的市集，仿冒也罷，粗糙的加工品也好，在全中國出現，古老的民間活力，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被徹底激活了。
我也特地赴廣西邊境，看越南接壤的古戰場和邊境貿易。如果不是在那裡親眼目睹，你很難相信，大陸這邊用剛生產不久的大批廉價塑膠拖鞋、打火機，和越南交易著一車一車的小黃狗，以及蛇、烏龜等山產。很難想像，那麼大量的車子和商人進出的邊境，竟然全都是民間的走私貿易，甚至是原始的以物易物。
中國的對外貿易，就這樣從民間底層開始了。
然而，時間既久，主題既多，內容繁雜，思路逐漸混亂起來，而且現象與本質之間，更需要好好重新整理。
大逆轉──世紀末透視中國（已絕版）
幸好1994年底，報館派我赴美國史丹佛大學作訪問研究。利用胡佛圖書館收集齊全而必要的研究資料，趁著在異國他鄉的另一種視野，好好整理大陸的採訪與觀察，安靜思索中國的未來。1995年底我終於寫完了《大逆轉──世紀末透視中國》，在《天下雜誌》連載，引起不少的迴響。畢竟，在台灣還不夠了解中國的時代，難得有台灣記者如此大範圍而深入的訪問民間社會，用民間的視野預測中國的未來。
我真的很幸運，竟然有這樣的機遇，見證並記錄了中國首度且唯一的現代化革命。這不是簡短的幾年變遷，而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中，第一次的現代化革命。現代化一旦啟動，就再也無法回頭。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這是中華文明翻天覆地的巨變。
1997年後，我被調回報館任副總主筆，比較沒有機會流浪採訪。但每年基於報館的交流活動，仍有機會赴大陸開會訪友，看看劇變的社會。
1999年，六四十週年，目睹著北京急劇變化，我曾想重寫天安門故事。終因思慮還不夠清楚，只寫了開頭的一萬多字，便擱筆了。
2000年後，網路時代興起，中國開始出現知識分子論壇，當時的「天涯」、「思想的境界」等，以網路無字數限制、無人檢查、無法被查禁等特性，發展成知識分子論壇，一時間，思想活躍無比，論辨非常精彩。《讀書》雜誌甚至有過一場論戰。為此，我曾做了「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網路論壇之研究」，訪談當時北京知識界的學人。在《讀書》雜誌主編沈昌文先生的幫助下，遍訪李慎之、李澤厚、王蒙、吳思、雷頤、汪丁丁等十幾位學人，更且訪問了年輕一輩新崛起的網路作者。
沈昌文知道我對六四有特別的感情，因此曾介紹我結識了不少受過處分的人，如錢鋼等，乃至於坐過牢的受難者。野夫即是透過沈公的介紹而結識。而野夫更帶著我結識另一批在北京做二渠道的文化人。他們不少是詩人，本來生存於中國各地，坐牢出獄後沒了工作，只好流浪北京，聚成了一夥文化群體。
和野夫的結識，讓我走得更遠更深。結識了流浪西藏、四川、雲南、東北、西南的各路奇人。甚至行業也跨了富甲一方的銀行家、知識界的奇人、流浪民間的手藝人、彈撥吟唱的歌手、鄉村社會的老巫師……。
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之際，我開始覺得自己應該重寫了。
北京已經舉辦過奧運，上海正要辦世博，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發展快得令人目不暇給。新中國的大氣候已經形成。而六四已經進入遺忘的深淵。然而自己似乎還未準備好，內心仍有一個無法克服的「黑洞」，每次提筆，便有一種絕望欲死的虛無，起筆一兩萬字，即難以繼續。
2019年，三十周年，我在台北《中國時報》專欄裡，寫了六月四日那一天早晨，學生離開廣場的最後場景。寫到幾個學生揮著白布，在解放軍的包圍下，走到每一個帳篷，去找出遺漏的學生、工人，一個個拉出來，他們有的已經精神失常，拖也要拖著帶離開，否則會在廣場犧牲。
學運中的「聯絡部」一角。各地來的學生都會先來這裡，建立聯絡，問問有什麼地方可以住，可以休息。他們也負責和大陸各地學生聯繫。但學運後期，因人員來去不定，結構是鬆散的。而堅持的學生也多是外地來的，靠麵包度日，精神壓力非常大。（圖 / 楊渡提供）
從這一張圖，可以看出學生的「帳篷」是怎麼搭起來的。用竹竿綁在原有的鐵欄杆，再綁上塑膠布、帆布，就是學生長住的帳篷，條件其實是非常簡陋的。雖然如此，卻勉強可以遮風避雨。（圖 / 楊渡提供）
那一刻是我無法遺忘、卻是很少人知道的。北京朋友寫微信給我，說那一幕太動人了，見證了真實的情況。我終於想到，現在的民運人士之中，有許多人在那一天早晨是沒有在現場的。
在最後的現場並不證明什麼，只是最後撤退的那個早晨，我知道，那些留下的學生本來是誓死和廣場共存亡的。留下來面對軍隊和坦克，面對絕對的鎮壓，那才是最嚴酷的考驗。
陽光下的天安門廣場非常炎熱，學生長期在這裡烤曬，辛苦異常。而地上散置的垃圾也缺乏收拾，顯得零亂不堪。行走於其間，總是會聞到一些異味。（圖 / 楊渡提供）
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劉曉波的「六四」回憶錄
這也是為什麼我特別感佩劉曉波的原因，他在現場，帶領撤退，拯救了本來可能犧牲的學生。
其次，六四被關注的主要是學生，但犧牲最大的北京市民、當時在現場救苦救難的醫生護士，以及事後北京人心的變化、人性的轉折、社會的風貌等，也未曾被了解過。而這些都是我曾感同身受，感動至深，卻未被報導的故事。如果談八九民運，應該有一個全景式的描述。
學生來自各地，所以掛著各地學校的旗號。如湖北醫學院、貴州大學、中央民族學院等。
此圖中可見一般行人可以騎自行車穿行其間，民眾下了班來此逛逛，似乎成了北京生活的一種習慣。
天安門廣場上的救護站一角，有來自北京醫科大學，也有醫院自願來幫忙的醫生、護士。
他們本是怕學生絕食出意外，卻沒想到到六四淩晨，變成救治傷患的主力。（圖 / 楊渡提供）
三十年之後，我終於想清楚為何而寫，為誰而寫，要怎麼寫，也終於克服絕望虛無的「心魔」，開始落筆。
從2019年九月寫到2020年六月完成初稿。期間遇到世紀新冠病毒隔絕了人類的一切交往，我只能在隔絕中，一字一句，面對自己的記憶。
時光久遠，記憶難免殘損。面對那麼龐大而複雜的大歷史，我的敘述也必然有所抉擇。然而，謝謝疫情帶來的孤獨，讓我不得不像禪修一樣，閉關思考，漸漸看清生死脆弱，看清自己只是世間微塵，能留下的只是一些記憶，幾頁文字。而歲月則教會了我，生命的脆弱與堅強，夢幻與泡影，留下的文字，也只是露珠中的倒影。
那麼就懷著悲憫之心，依著自己的所知所識，真誠的寫下來吧。
即使因為某些原因，可能無法出版，但也沒關係，就當是留下一本《未燒書》。一如清朝詩人陳恭尹〈讀秦始皇本紀〉：「謗聲易弭怨難除，秦法雖嚴亦甚疏，夜半橋邊呼孺子，人間猶有未燒書。」
此書初稿完成於2020年六月，我曾呈請幾位師友、文壇前輩指教。對我的偏執與不足，反省未曾念及的課題，他們不吝給予深刻的指正和啟發，在此我要特別致上深深的謝意。
而自己在改稿的過程中，每一次的重讀，都彷彿都可以在某一些細節，某一些場景、某一個容顏裡，體會到更深入的意義，更深層的人性。午夜夢迴，思之再三，時有感悟與觸動，往往長夜獨坐，擲筆三嘆。修稿工作因此變得更漫長而躑躅。總是再想著，在大歷史之前，在複雜萬端的人性之中，有沒有更準確的形容，更好的字句，自己是不是還有未曾想透的地方……。總是追尋啊追尋！
直到2021年春節，在烏日老家農曆大年初三的鞭炮聲中，我滿63歲的早晨，開始64歲的第一天，才終於在老祠堂的晨光下，完成最後的校訂稿。
事後回想，都不知是巧合，還是生命的隱喻？
遺憾的是，寫作的這一年裡，書中所寫的重要人物，有兩位過世，一位是詩人老木，一位是沈昌文先生。他們曾在我的採訪中，起到關鍵的作用，可惜無法把書呈請他們閱讀，一起分享這共有的記憶，只能在書中留下他們的身影。
在我寫作的書房裡，供奉著一尊明朝佛像。每天早晨開始寫作前，我都會為衪換上新的供水，頂禮膜拜，祈求平安健康，寫作順利。有時，我望著佛像慈悲的面容，想像神明若有知，看了六百多年的朝代興亡，那麼多盛世繁華、亂世末法、兵甲征戰、流浪死生，而我也只是一粒生生滅滅的微塵，那麼，我們所記憶者，於未來世，有什麼意義？而今天以為可以改寫歷史、扭曲真相的權力者，比之於史上的幾百年朝代，又有什麼意義？我們所記憶的詩文，會留下什麼呢？
那靜靜的寫在這本書裡的文字，是不是只能靜靜的，等待未來世的橋邊孺子，為那失落的記憶，解封？
大學裡的看板，平時貼著各種報紙刊物，學運期間，學生也會來這裡貼上各種告示。不過，這種1980年代的舊式風景，北京早已不存在了。（圖 / 楊渡提供）
未燒書
澎湖灣的荷蘭船：十七世紀荷蘭人怎麼來到臺灣
楊渡
詩人、作家。 生於台中農村家庭，曾任《中國時報》副總主筆、《中時晚報》總主筆、中華文化總會秘書長。 著有詩集《南方》、《刺客的歌：楊渡長詩選》、《下一個世紀的星辰》；散文集《三兩個朋友》、《飄流萬里》；長篇紀實文學《水田裡的媽媽》；短篇小說集《九天九夜》及報導文學、戲劇研究、歷史紀實等十餘種。最新作品《澎湖灣的荷蘭船：十七世紀荷蘭人怎麼來到臺灣》、《未燒書》。
延伸閱讀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