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蕭如君）
在中國，作家筆的方向，能夠決定命運，1998年之前，中國異議作家余杰可能沒想過，他會因為寫一本書，全然改變了自己的人生。那年四月，《火與冰》出版，書中是他追求自由與真理的心路歷程，也是對當代中國社會、文化、教育與政治的嚴厲評論，這本書為余杰帶來了名氣，帶來了愛情與信仰，帶著他與死亡擦肩而過，又推著他從故鄉出走，在異鄉開始了嶄新人生。現在，他知道這本書是他通往自由之橋的奠基石，儘管經過了火與冰的擠壓與煎熬，但他已經知道因為真理，得到自由。
火與冰
在此同時，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低調赴中國進行「宋習會」，搶先在總統馬英九前見到了習進平，在余杰眼中，宋楚瑜是非常聰明敏銳的政客，已經看出中共要拋棄馬英九，也看出馬無力壓住國民黨內部反馬聲浪，所以有自信推薦自己成為新的台灣代理人。眼看著台灣政治人物爭相與習近平會面，說話不改犀利本色的余杰簡單下了評論：「這些人為了利，為利而來，為利而去，不管藍綠都去朝聖，這也是中共覺得可以控制台灣、用錢收買台灣的原因。但太陽花學運後，中共如意算盤打破了，因為學生是沒有利益的，僅僅單純為了理想和正義。」
當年還只是北大生的余杰，寫出《火與冰》轟動文壇，為了能順利出版，不少文稿遭刪節，即便2002年中國推出修訂版，也未能復原，如今全書完整版問世，余杰像個挖掘遺址的考古學家，又看到了自己昔日的熱情，「雖然我現在對某些議題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但青春的熱情是寶貴且熱烈的，現在看依舊覺得感動。」
他也坦承，受過中共民族主義宣導的自己，曾在書中非常激烈的批判日本，也批評李登輝認為自己是日本人，但近年有機會到日本、結交日本朋友後，才發現日本已非昔日好戰之國，而日人在日治時期為台灣留下許多正面且珍貴的文化遺產，年長的台灣人自然對日本感到親近，他因此略作刪修，「除此之外，我不覺得自己和15年前有什麼變化，我一直沿著同一條路往前走，書裡沒有一句謊言。」余杰充滿自信的說。
（攝影/蕭如君）
因為《火與冰》，余杰在2000年從北大畢業後，找不到工作，只能靠寫作維生，但2004年後，他在中國遭到封殺，只能在美國、香港、台灣的中文網站發表作品，到了2010年他連在海外發表作品的自由也失去了。那一年，中國作家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 余杰和妻子被軟禁在家，對外聯繫中斷，12月9日頒獎那天，他被戴上黑頭套後帶走，經歷一連串的毆打酷刑，瀕臨死亡邊緣。被救回後，余杰決定離開中國，「寫作的自由已經完全喪失了，基本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脅，我必須出走，我與八九一代的知識分子不同，沒有那麼強的中國意識，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寫作。」
只要中國還在共產黨統治下，余杰就不可能回去，但如果中國能走向民主化，他很願意回國盡一份心力，他說，「我不會站在政治的第一線，但我會辦一份像《自由中國》一樣的雜誌，批判當權，即使現在民運人士成為掌權者，我依舊會繼續批評他們。」
談到劉曉波，不能不提劉曾告訴他，雖然身處專制國家，但必須假裝活在自由國家，隨心所欲的寫作，絕不能自我限制、自我閹割，不管結果如何，也願意因此承擔後果，而非為了能順利出版、討好讀者，把自己關在籠子裡寫作。然而余杰暢快的筆除了讓自己不得不遠離家鄉，也讓合作八年、出版過他六本書的出版人姚文田陷入牢獄之災。2013年10月，余杰與姚文田斷了聯繫，月底，他收到姚妻子的越洋信件，才知道這位忘年之交已經被誘捕，並在今年五月以「走私普通貨物罪」判處十年重刑，余杰沉重的說，「我很擔心他的身體是否能撐過去，除了姚文田，香港《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也當街被襲擊，這兩個例子在警示台灣人，不能變成下一個香港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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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未能經歷轉型正義的台灣，仍有相當一部分的人生活在威權體制中，余杰將其稱為「臣民」，「臣民」面對不公義，選擇順服，公民則選擇抗命。雖然這次來台太陽花學運已經落幕，但他感覺到台灣社會氣氛已和去年有了變化，青年學生意識到中國是近在咫尺的巨大陰影，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國家外交政策。
日前在高雄大學演講時，一名陸生當眾質疑他不愛國，余杰回答，他不會愛一個抽象的國家、一個政權，也不愛政黨或黨的領導人，或貪腐的巨大集團，他愛的是每一個活生生的人，愛的是土地，那是鄉土之愛而非政權之愛。幾日後，他在臉書上以漢娜．鄂蘭的話又做了一次說明：「我這一生中從來沒有愛過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集體──不愛德意志，不愛法蘭西，不愛美利堅，不愛工人階級，不愛這一切。我只愛我的朋友，我所知道、所信仰的唯一一種愛，就是愛人。」
〔余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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