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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一冊】當他們談論......何等幸運之一貓二人：我讀村上春樹的《棄貓關於父親，我想說的事》

作者:張亦絢 / 2020-09-27 瀏覽次數(8440)

難道，村上春樹也要開始歇斯底里了嗎？

說真的，在打開《棄貓》之前，我是憂慮的。不，我對歇斯底里並不盡然抱持負面的想法。如果把歇斯底里定義爲「憶起難以憶起之事的能量亂流」——那麼，歇斯底里未必不是言語的源頭，或說文學與真誠的源頭。不過，村上春樹在我的理解裡，一向是這種樣態的克服者，而非嗜好者——如果他歇斯底里，不論結果好壞，讀者面對的，至少會是種「村上的消失」。

棄貓關於父親，我想說的事(台灣限定布書套組合)

棄貓關於父親，我想說的事

「只有更小我，沒有更大我」——這是我在村上書寫裡一貫看到的姿態。其中存有會退化成最保守反動的心智，成爲如英國柴契爾夫人名言「社會這種東西是不存在的」的註腳 ; 但另方面，從「小小我」守衛起，也可看作，對「小我」備受威脅的警覺。是拒絕進入空洞大我之集體主義惡夢的抵抗。從這個角度來看，村上文學的戰鬥意義，也可說是「個人這種東西不是不存在的」。不過，無論如何，此類作者接手承載過多歷史意味的符號，若非作繭自縛，搞砸的機會也很大。

因此，我讀«棄貓»，是從一身冷汗開始，結束於大氣呼出：沒搞砸，沒媚俗，沒有老來瘋。法語中有個表達很適合：le boucle est bouclé。直譯是「環已扣上」，也可譯成「該完結的完結了」，或「大功告成」。另一個可比較的是鈞特 · 葛拉斯的«剝洋蔥»——我對葛拉斯的責備不在他犯錯或拖延，而在他「以爲交出自己可以取代交出文學」——也許村上春樹真如他本人所說「不擅長觀念性的思索」，可就是因為「別無依恃」，使他能單刀直入，問答：「那是什麼？那是......」。

這個一生無法迴避的題目，容我無趣地將它濃縮，那就是，「我的父親曾經是個反人類嗎？」

«棄貓»一度讓我熱淚盈眶，就在於村上春樹並沒有選擇輕易的「是或否」。——這是「驚人勇敢的懦弱書寫」。「棄貓」出現了兩次，「海邊奇蹟」與「小貓上樹」，是典型的村上故事。鮮明的意象，令人想起，很難超越的新美南吉經典，《小狐狸阿權》。也是坂口安吾在《墮落論》中談童話時，述及的「清澈的殘酷」。然而，最可注意的，還有貫穿全文的「與最糟擦身而過」的「僥倖感」。

小狐狸阿權

墮落論(完整導讀版，胡晴舫導讀)

僥倖的簡化版是「幸運」，然又有差異。僥倖比幸運彷彿更值得欣快，運氣得來不易，且自己本身有什麼東西，是配不上的。「僥倖」顯露的笑臉，隱藏著最深的淚眼。

«棄貓»最核心的「僥倖」就在以下情節中：村上春樹一直以為父親曾參與南京大屠殺（南京攻略），這使他提不起勇氣探問父親的歷史，但在調查過程中，意外發現父親至少，沒有參與37年的南京戰。作者「忽然鬆了一口氣」——這是很難堪且「並不十分得體」的「hó-ka-tsài」，但也是「人之常情」。沒有讓良知蒙蔽了「其他真情」，這是文學可貴之處。

試想，村上是抱著就算父親參與過南京戰事，也要去面對的心情，這種煎熬緩刑，大概是百萬箭穿心與萬箭穿心之別吧！「最糟」並非消失——自己的父親沒打南京，總也有別人的父親打了。

如果翻過«昭和史»（半藤ㄧ利著），對於日本戰後如何在國際勢力強壓下服從，從軍國主義轉向和平，卻在戰爭責任與國家歷史問題上，像「辦家家」一樣，表面工夫充斥—— 應該會印象深刻吧。在日本速成民主的過程中，還有「十二歲少年無責論」^{^[1]}出現，這都相當不利歷史的思考。

我自己的「中日戰爭」印象，最多來自童年讀物《四世同堂》。這使我讀到日人言及戰時苦，仍會直覺拌嘴：沒讀老舍？而我並不贊成自己這種直覺式的反彈。儘管反彈無關民族主義，只是對「奪食之恨」耿耿於懷罷了。在台灣，對日本人的情感，往往受到多種情結干擾，因爲不同身世傳承了不同記憶。但是，記憶不該作爲封閉的理由。台灣做爲中國與日本文化延長線的交叉點，像龍瑛宗等，「在民族主義之外思考」，可説起步甚早。只是這條台灣文學的生命線，太受壓抑。

我一直覺得，最能代表村上的，是彷彿「小說家業餘」的《地下鐵事件》與《約束的場所》。其中寫出「災難的非同質性」，與«棄貓»併看，會有更深體悟。«棄貓»起點是父子關係，其實在這個概念的內涵上，做了「離合不斷」的「換藥不換湯」，可說是深心所在。在這一點上含糊以對或隨便嫁接，就有可能錯失«棄貓»最根本的暗湧與地平線。讀者不妨留意些，切莫以爲那些只是抒情口吻——就像他筆下流露的幸運，不能只以幸運解，筆下父子，亦復如此。

這人穿過了歇斯底里的風暴，是更回歸村上春樹的村上春樹。他憑藉的不是自苦的揭秘或告解，而是，文學的初心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