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某種程度上可以稱為「賽博朋克」元年，因為那是最經典的一本賽博朋克作品《銀翼殺手》所設定的「近未來」時間背景。高翊峰的科幻長篇《2069》在這一年去書寫另一個「近未來」的「焦土廢墟」、另一個島嶼，必然意味深長。
2069
未來就是不斷發生的當下。這一基本認識，不用等到2069年，就在2019年的香港和台灣，我們已經深刻體會。我們想像以及書寫50年後的世界，當然是為了今天的世界設立一個座標系，就像我們回顧50年前，1969的意義在於今天我們繼承了那個火熱的年代多少遺產——無論是關於反叛還是關於失敗。我們是被過去寄予希望、又被未來的目光所審視的一代，因此我們戰鬥。
當讀到《2069》第110頁「去年，是Dr.HK去世五十週年……」我赫然一驚，眼眶一熱，這不是在說2018年香港死去嗎？但為什麼是2018年而不是2019年是香港之死？我的答案是：2019是新香港誕生之年，就像《2069》歸根到底不是關於烏托邦島嶼上那些不死老人的自決死亡，而是關於一種新的「人」在未來世界的誕生，它們會毅然捨棄已經凋敝僵化的人類社會，以自己的法則在自由的「零」的領域中行動。
香港的死成就了什麼？就像書中的Dr.HK他並沒有真正消亡，他成為了一個意識系統，像神的一部分（也許是聖靈），又像中陰身的鬼魂，引導著達利他們的覺醒與輪迴。
但在達利心中埋下覺醒的種子的，是他的人類「母親」林真理。做為人造人，達利是被分配給林真理做為兒子的，但在達利的回憶流裡，不斷回放的是，做為人類文明遺孑的母親不倦地告訴他「人類」最基本的認識。通過名詞闡釋的方式，林真理在洗刷那些在人類末世（包括我們的現在）已經被深度污染與扭曲的詞語，給白紙一張的達利建立了一個純真、詩意與文明的世界觀。
這也是思念的特殊呈現方式。《2069》重新定義很多情感表現方式，符合人造人的本質、但更引往被我們遺忘的人的原初能力——或者說，愛的本來形態本應如此。母親不斷教導給達利的將由他的行動回饋，使《2069》近乎一本感恩之書。
而且記憶中的母親每次說完話，她都會強調一句：「你依舊是我兒子。」即使達利沒有指紋，她仍然告訴他說：「你是獨一無二的，不會跟任何另外一個人一樣。我的兒子，達利，你不會重複。」熟悉賽博朋克或者AI文學的讀者應該能意識到，「獨一無二」是人造人最忌妒人類的、也是劃分非人與人之間的界線。可是反過來說，當我們人類愈來愈面目雷同，被洗腦成社會工具，一個人造人經過覺醒之後的「獨一無二」又有何不可能？
通過漫長迂迴的回溯「母子」「情侶」這樣的古老關係，這本書打動我的一條暗線，是一個追尋失落價值的過程。這讓我想到2019年香港的抗爭運動中，一些「關係」被重新定義、換發新生命的例子：比如「手足」，指前線抗爭的同志；比如「仔」，指需要成人協助救援（「執仔」）的少年。世界的更新，本來就需要「正名」，也即詩意地重新發明命名方式。
「永恆的女性，引領我們上升」歌德《浮士德》的最後一句，可以做為《2069》裡理解那些新生的鑰匙。除了母親，達利身邊的女性或者女性設定機體，無一不在給予他教育和機會去認識自己身上未知的存在。他的副手／愛人卡蘿，教他學習愛和超越教育規範的感知與行動方式；他的性伴侶櫻子用無與倫比的性愛啟迪他覺悟人性；他的「妹妹」，一個原本設計為「陪伴性機器人」的低階人造人，竟也以自己「沙樂美」的身分隱喻，協助了他的決斷。
這些書寫中，高翊峰的筆觸罕有的完全深入模擬人造人的「意識」，有論者稱為「意識流」，幾近焉，不過這還是人類文學中心的加權方式，如果啟用一個新詞，比如說「鐿識流」可能更有趣地貼切。
這種書寫必須逆傳統文學而行才能反擊人類成見。比如說達利與櫻子性愛那一段，迷幻又細膩的可視性，其實是高度模擬VR的——這是一種反方向的模擬，就寫作而言，是人類作家掌控上帝視角的放大。這也是我在華語小說中讀過最特別的性愛描寫之一，達利在性愛後才「重新擁有生殖器」，他對環境的觀察描寫也開始人性化，這場性愛成為了整部小說的隱喻性的中轉點，此後便是一氣呵成的覺醒與行動。
性既如此，愛更不用說了。卡蘿向達利示愛之後，那一大段對卡羅的愛的描述太精妙，克制地從淚水、記憶等角度去再教育了達利：「卡蘿表述了『愛』這個具有排斥特質的詞彙，帶給我教育設定之外的體感。我推想，這就是真實的恐懼。是吧？對吧？這與情感設定的恐懼不同。目前的記憶體無能為力承載儲存。」於是，順理成章，「為了避免恐懼，我需要真實地甦醒。」
愛變成一種抗爭的前奏，「自從記憶儲存卡蘿說過『愛』這個字彙之後，教育設定推動他迴避解讀這個單字，但沒有限制他收集卡蘿的每一次凝視。」這是多麼細膩的對愛的真正領會，不需要解讀，只需要凝視與收集凝視。同樣的，在卡蘿身上留意月光和在妹妹身上留意月光，是達利愛的學習的畢業論文。
高翊峰擅長這種從科技過渡到隱喻的書寫，比如說隨後關於沉默鐵橋（還有安河與靜河）的描述，他克制地抵達一種詩的神祕之中，這是對人間的沉默深有體悟的人才能寫出的。然後他把這種神祕引往信仰、前世這些形而上的終極問題，提醒達利也提醒我們，人造人、AI的世界也需要思考這種關於存在與死亡的玄奧，這使《2069》一下子超越大多數做為類型文學的科幻小說。
漸漸地，那個世界裡的人造人，顯得比人類更在乎生死的意義。貫穿全書的「自主死亡」是一個哲學問題，一如卡繆所說的「只有一個哲學問題是真正嚴肅的，那就是自殺」——「在否定的時代，思付自殺問題是有用的。在意識形態的時代，必須清理殺人的問題」。《2069》涉及了兩者，因為不死的人類的自殺，需要人造人的協助（殺人）。
當達利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卡蘿則以更具宗教色彩的「處女懷孕」把他的決斷推向極致。假如卡蘿子宮裡的是「上帝之子」，達利、卡蘿、賽姬就等於約瑟、瑪利亞、聖靈，故事的結尾成為另一個逃出伯利恆的新版本，但達利最後做出的選擇，卻是完全屬於AI思維的堅決。他回歸了、或締造了「零」的世界。
「零」的世界只有對於人類是虛空，對於AI，則是鯨魚面對大海一樣是自由與富饒的，相較於《攻殼機動隊》的信息海洋，更接近的是士郎正宗另一部冷門作品《仙術超攻殼》中的渾沌天界，不可揣測難以想像，卻無比真實。
全書結尾時，Dr.HK留給達利他們的最後一句音訊意味深長：「你們無法回頭，只能不斷決定，選擇下一步。」這無可避免的，讓我想到過去半年香港抗爭運動的「不斷決定」、「不斷革命」，也許，我們的年輕抗爭者，不學而能地擁有了迥異於舊式社運的思維與行動力。
如果不是這種與當下世界的聯想，讀完這本書，我會懷疑我認識了十多年的高翊峰，他是一個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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