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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六四前夕「天安門母親」就會「被帶走」,「越多人知道,他們受到的保護越穩固。」——專訪《重返天安門》林慕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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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天安門》作者林慕蓮(Louisa Lim)


六四天安門事件30周年前夕,自由廣場前出現了「綠色坦克與白衣黑褲男子」的充氣氣球,用來紀念「坦克人」事件(王維林先生隻身抵擋坦克車前進),這裡向來是中國遊客訪台必到景點,不少中國遊客開心與「坦克人」合照,他們的笑容絕對不是源自於這段被紀念的歷史,因為當全世界都看得懂這個裝置藝術時,只有中國人看不懂。

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

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

曾為英國廣播公司(BBC)、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派駐北京十年的記者林慕蓮,在天安門25周年時應牛津出版社之邀,寫下《重返天安門》一書,又等了五年,終於發行中文版。多一個中國人能讀到這本書,就多一分讓歷史真相曝光的機會。

出版社來找我提案時,我不是興奮,是害怕!」直到今日,林慕蓮還是記得那股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在中國工作很多年了,心裡覺得『不能寫』,但也知道『應該寫』。」林慕蓮還是下定決心要寫,她知道自己的外國記者身分是最好的擋箭牌,只要拿出採訪證,她想訪誰、想去何處都不像中國記者處處受限。

採訪六四過程對她來說像是一場冒險遊戲,她不在電話與電子郵件中提起任何這項採訪任務,必須去拜訪的受訪者,她全列了毫不相干的約訪題目,直到親自與本人碰面,她才據實以告,「如果看我那幾年的報導,就會讀到書裡受訪者的故事,只是全非六四事件。


《重返天安門》的寫作歷程無疑是一段孤獨的旅程,當時她與其他來到中國的外國記者住在「外交公寓」,大家都懷疑有被監視的可能,所以林慕蓮即便在家中也絕口不提六四,用來寫書稿的電腦從不連結上網,當她要出門時,就把電腦鎖在臥室的保險箱。

我確實有點著急,如果洩漏出去,我害怕的不是自己會有什麼遭遇,畢竟我是外國人,隨時可以離開;我擔心的是受訪者們,他們都是在理解『有後果』後同意受訪,讓自己暴露在危險中,我怎麼能不好好寫出來呢?而且中國環境一直在變,今年可以說,不知道明年還能不能說,現在出版了,會不會三年後被拿出來檢討?我感覺自己就像『Juggling in the dark』。」林慕蓮說。

在黑暗裡雜耍,林慕蓮不知道手中的球下一刻還能不能再接住。當她離開中國後,帶著書稿和許多人權機構討論,哪些內容不該寫出來?哪些人物必須受到保護?最後她選擇拿掉幾位受訪者的故事,有些是無法確定內容真實度,有些則是考量到寫出來的風險已超過故事本身的重量,「但我能放的都放,因為他們都渴望被寫出來,就像那些天安門母親這麼多年來一直說自己的故事,做了內容詳細的中文網站,卻因語言隔閡無法散播出去,不懂中文的人沒辦法閱讀,懂中文的人看不到。」她願意成為一座小小的橋樑,讓真相不至於就此沉沒於歷史長河。

其實也沒多長,不過30年不到的時間,中國人就彷彿全體失憶,林慕蓮曾被幾位中國年輕人質疑:「知道這種事對中國的和諧社會有什麼用?」、「中國現在是個完美的社會,這樣的資訊會不會傷害到我們的完美社會?」對於這些年輕人發自內心、毫無嘲諷之意的真誠發問,她內心十分震撼:「中國的維穩的洗腦教育系統多麼成功!深深影響了人們對知識的認知、對歷史的看法。

這也是她迫切期待中文版問世的原因,「中國環境改變太快了,如果是十年前,要在香港出版都沒問題,五年前就不可能了。」但她相信,中國年輕人還是有各種管道能讀到這本書——只要他們想讀,而不是懷疑自己是否有必要了解更多,或認為即使共產黨曾經犯了錯,還是值得人民的信任和諒解。

林慕蓮和其他異議作家對抗的是中國自1991年全面推動的愛國主義教育,六四之後,為了鞏固專制共產政權,中國發起針對青少年的宣傳與教育,一方面突出過去外國侵略者的殘暴,塑造中國受害者形象;一方面忽略政府的暴行與錯誤,只強調中國正在興盛中,國民都該為此感到驕傲。


不只是從上而下的洗腦教育,控制意識形態,共產黨也推動平行的監控系統,以舉報文化,加緊言論管控。」這麼多年來,林慕蓮不斷探究,為什麼中國政府可以讓這麼多人一起忘掉六四?這對其他國家來說無疑是天方夜譚,但中國藉由天羅地網的監視、媒體控制、教育洗腦、輿論左右,全面滲入人民思想,成功讓中國人集體認為,記住六四有弊無利,光想到必須付出的代價,就不會有人願意記住這段歷史。

不只是六四,中國不能說的歷史片段太多了,文化大革命、大饑荒……,中國人已經習慣,什麼事不該提,什麼話不能說,中國作家閻連科說,「遺忘是這個國家的體育活動。」彷彿在比賽誰忘得快,如今就算政府還沒有動作,中國人也已經能察覺哪些是「敏感話題」,主動自我審查了。

對這一代的中國人來說,無知不僅很重要,甚至必要。他們必須相信政府的決策都是正確無誤,不然可能會威脅到所謂的和諧世界,他們心中的完美社會可能會崩潰。」——《重返天安門》

這讓中國政府成功將六四定義成「反革命的騷亂」,參與者都該自我批評,來不及參與的年輕一代,就算有機會聽聞,也會認為那是一場西方陰謀,全是為了阻止中國崛起。

連自己國家歷史都無法明說的盲目感,讓事件無法問責,沒有人為六四負責,沒有被紀念的真相,也沒人在反省。封閉自己的心、抗拒了解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多年的洗腦教育成果,因為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這一代中國人有的是焦慮感與玻璃心,例如當台灣和香港被稱為「國家」,或是任何一點民主國家常見的批評,都能讓中國人跳起來,以不理性甚至偏執的反應,宣稱傷害了他們的感情,藉此表達自己的「愛國心」。

儘管如此,林慕蓮還是希望《重返天安門》的出版,能讓一些中國人意識到:「對於國家機器積極抹去的歷史,我們更有記憶的責任。」以香港來說,年年紀念六四的燭光晚會一直都頗具規模,表達了香港和中國的不同,「至少香港還能紀念,那代表了思想自由,香港正在利用這些自由,也在保護這些自由。」她說。

子彈鴉片:天安門大屠殺的生死故事

子彈鴉片:天安門大屠殺的生死故事

林慕蓮看台灣,一座經歷了政府屠殺、專制獨裁、戒嚴38年的島嶼,如今卻是朝向民主化發展,這樣的結果也非一蹴可幾,台灣人等了49年,才在1996年等到國家元首(前總統李登輝)公開為二二八事件道歉。然後2011年「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才開館營運,距離事件發生已64年。那麼中國二、三十年後能走到台灣現狀嗎?林慕蓮無法預言,如《子彈鴉片》書中的人物,最初每個人都相信三、五年後就會平反,誰知道三十年後的今天,希望更是渺茫。

然而最矛盾的一點,就是中國成功改寫了歷史、讓所有人遺忘六四,偏偏記得最牢、最深刻的也是中國政府。2014年有一個人穿了黑衣、撐著黑傘在天安門廣場前拍照,一句話都沒說就「被帶走」。2015年四川維權人士陳雲飛為六四受難者掃墓,被以「尋釁滋事罪」判刑4年。各種類似型態與規模的小型活動,如果政府不處理,根本沒有人會注意,中國卻疑神疑鬼,不斷提醒大家六四要到了。

日子久了,大家也都習慣了,每年六四前夕,「天安門母親」就是會被帶走,強大的中國政府是真的害怕這些老太太接觸國際媒體,「所以她們每年發表的聲明越寫越早了,因為不知道六四前她們還能不能相聚。」林慕蓮苦笑著說,今年自然也不例外,她書中受訪者丁子霖在五月中就傳出被強制「回」無錫老家,其他人則是被秘密警察貼身監視,或是外出必須搭乘警方派遣的車輛,防堵與外界有連繫的可能。

林慕蓮雖然擔心,這本書的出版勢必讓每一個受訪者承受了各式各樣的壓力,她當年選擇切斷所有聯繫,以免讓情形惡化,但她也相信文字的力量,「越多人知道這些受訪者,他們受到的保護越穩固,大體來說,對他們反而有些幫助。」讓她煩惱的是,身為一名記者,她理當在採訪報導時保持超脫和客觀態度,但面對六四,她責無旁貸地站上前線指責中國抹去歷史真相的卑劣手腳。

這是一個有罪國家,面對否認犯罪的政府,想要保持的中立位置早已蕩然無存,所有的人只能被迫選邊站,若還想保持沉默,就是默許自己成為掩蓋真相的幫兇,如林慕蓮在序言所寫下:「歷史事實不應該被挾持,服從與共犯兩者之間的界線,已經變得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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