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麥田出版提供）
（圖/麥田出版提供）
1950年生於北京，祖籍四川自貢。做過六年農民、兩年半工人，1977年調入《山西文學》編輯部，2003年主動辭去山西作協副主席職務，同時放棄中國作協會員資格。獲法國政府頒發法蘭西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香港公開大學文學榮譽博士學位。1974年發表第一篇小說迄今已發表各類作品百餘萬字。著有《丟失的長命鎖》《厚土》《舊址》《傳說之死》《無風之樹》《萬里無雲》《銀城故事》《寂靜的高緯度》《紅房子》《太平風物》《張馬丁的第八天》等。
張馬丁的第八天
OKAPI：以義和團事件為背景的這部作品，與你小說一貫的寫法統一，不交待歷史史實，直入時代中人物的故事，讓人物說他們自己時代的話，讀來更有「身歷其境」的感受。想請問，是在什麼契機底下，開始了這部小說的念頭？歷史資料方面，大致做了哪些準備？有沒有為自己設下什麼原則？
李銳：任何一部小說的創作都會有它的偶然性，同時，它也更是一個長期的醖釀、體悟、求索的結果。說到底，我的《張馬丁的第八天》是幾十年創作積累的結果；是我對於歷史不斷回溯，反覆追問的結果。就像登山，一次一次地準備、嘗試，一次一次地登上新的高度，如果你有足夠的能力，也有足夠的幸運，就會來到「一覽眾山小」的絕頂。可你放心，這個世界上從來就沒有一勞永逸的「絕頂」可以讓你休息，你很快就會看見比肩而立的絕壁高聳入雲。
在寫了文革，寫了烏托邦的幻滅，寫了國、共兩黨的歷史糾結，寫了辛亥巨變之後，我想再一次地回根溯源，再一次地回到歷史最為黑暗的淵底，看看人到底遭遇了甚麼樣的精神困境？人身上那麼可怕的殘忍和那麼柔軟的慈悲到底是從哪裡來的？人到底有沒有自救的能力？如果所有的理想都是謊言，所有的殘忍都是真實，人所以為人的道理到底在哪裡？就這樣來到了義和團運動的現場。如果只看歷史故事和歷史事件，其實是不需要小說家登場的。這場回根溯源的追問，說到底更是我自己的精神救贖。
很多年前，我就把《張馬丁的第八天》這個題目寫在自己的備忘錄裡，大概三四年前，就把那句統領全篇的墓誌銘寫出來——「你們的世界留在七天之內，我的世界是從第八天開始的。」這個題目和這句墓誌銘一直在心裡徘徊往復，我知道自己有可能會來到一個飛鳥絕影，浮雲遠去的地方……我在等著一切從那個一無所有的空白處噴湧而出。
原來想寫一個傳教士的兒子在中國的命運，是比現在的結構更大的一部小說，為此我開始尋找、閱讀可能會遇到的所有細節。結果是越讀牽扯的越多，發現自己整個就是跳進了一片汪洋。義和團運動種種被遮蔽、被各取所需的「歷史事實」；天主教在中國被歡迎、被驅除，又在船堅炮利之下強勢回歸的曲折經歷；中國鄉村民間信仰、民間社團的荒草連天，等等等等，沒有什麼巧妙的好辦法，只有一個笨辦法，就是盡可能的多讀，為了瞭解天主教我必須從通讀聖經開始。可謂功夫不負有心人，感謝偉大的聖經創世故事和偉大的女媧創世故事，是它們給了我深邃的靈感和激情。動筆寫作這部小說的時候我為自己定下一個原則：這一次不要先鋒，不要試驗，不要遊戲化，不要技術化，不要狂歡，不要戲說，就來一次毫不躲避的正面進攻。
OKAPI：讀你小說時，就很難不被裡頭的人物給吸引。其中有一種典型人物：某種程度的「有識之士」，但不是權威一方的那種全國性人物，而是每個鄉村鎮裡都有、承平之世可成為啓賢達之用的當地仕紳類的帶頭人物；他們可以是地方宗族世家知書達禮的少爺，或是《張馬丁的第八天》遠自歐洲而來的年輕傳教士張馬丁，都是這樣的一號人物。這些男子帶有「溫柔、悲憫」的特質，在暴力才是王道的亂世中，這種性格往往會要了性命。具有悲憫之心義無反顧往死裡走去的男性角色，就這點來說，你怎麼看？
李銳：感謝你這麼細緻地閱讀我的小說，看出了這些幻滅者的悲劇。這些「知識者」往往也是理想火炬的擎持者，到頭來，那火炬不止燒傷了他們自己，往往還燒毀了眼前的世界。這個悲絕的表達對於我來說是刻骨銘心的。在我看來，暴力的亂世是從最醜惡的人性深處爆發出來的，自有人類以來，暴力的亂世一次又一次地登場，從原始的棍棒石塊到衛星導航的精確制導炸彈，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原因和條件，每一次都有不同的面貌和理由，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性自身無法去除的貪婪和殘忍。
所以，在我看來沒有彼岸只有此岸，只有萬劫不復的此岸。慈悲和博愛從來都沒有阻擋住暴力的亂世，它們只是在暴力亂世的間歇裡，告訴人們自己有多麼荒謬和可悲。現在是全球化和高科技的時代，但是一切高科技、全球化的屠殺、剝奪所證明的真的不是人的高貴和尊嚴。我深知人之為人不應當只是一場荒謬，可面對人性，與其給自己一個虛妄縹緲的彼岸，不如索性給自己一個真實冷酷的此岸，如此，或者還有自省的可能。
OKAPI：大量的死亡，是你的小說給人另一個鮮明的意象，場面寫來通常十分平靜，透出一種文人式的「問天」。《張馬丁的第八天》裡的死亡在在跟教案衝突脫離不了關係，會不會很容易被直接被套上殉道或是救贖之類的解讀？有意思的是，小說後半段有幾個死亡的場景，力道跟節奏之快幾乎透出紙張，這種比較動態的、激情的死亡，像是村裡英雄單槍匹馬攻向教堂的場面，有種比較靠近傳統戲劇、甚至酬神的味道出現，是你巧意的安排嗎？
李銳：這不是我的巧意安排，是歷史事實如此。直接誘發義和團運動的就中國大地上層出不窮的教案衝突。我在前面剛剛說到人性的荒謬，在教案衝突中最讓人無法釋懷的，就是你眼睜睜的看見同樣的人類，卻因為不同的信仰而崇高無比、義正辭嚴、激情澎湃地殺人。這是我們這個叫地球的世界上最為荒謬的事情，也是所有慈悲為懷的教義最無法解釋的事實。
我要寫的不是殉道者的崇高，而是神性在人間遭遇的尷尬和幻滅。也許老子刪除了道德、倫理、理想和情感之後，無動於衷的解釋真的最符合真相――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如果連太陽系、銀河系原本也不過就是像芻狗一般生滅不已，茫茫宇宙中的人豈不是連滄海一粟都算不得？我們為什麼不能接受自己並不崇高也並不能永存的事實？剩下的問題是，我們怎樣在此時此刻生而為人？這是有了宗教、有了科學、有了所有「偉大」真理的人永遠無法迴避的問題。
我在前面說過，如果只看事實和故事，小說家就沒有必要出場。我們頭頂這個繁星似錦的天空，生死明滅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而且動輒都是以億萬年紀的輪迴。人的難題是，看見了這無邊無際的生死明滅，卻又永遠無法置身事外，永遠不甘於無聲無息的自生自滅。這點微不足道的自覺讓人區別於萬物，又讓人痛感在劫難逃。一個小說家如果不能深刻地表達自己，原本就沒有必要浪費別人和自己的時間，這既是寫作者起碼的本分，也是寫作者最高的追求。
OKAPI：拿到小說的時候，書名《張馬丁的第八天》已然充滿故事。提到命名這個動作，在這本小說裡，也有很生動的呈現，主教賦予年輕洋教士「張馬丁」這個中文姓氏名字的選擇，是很前頭就想到的場面嗎？
李銳：《張馬丁的第八天》是一個關於人的寓言，而寓言的文體特徵之一就是以最少的文字來表達最豐富的寓意，一個醒目而又富於聯想的標題是一個寓言必備的要素。之所以選中張馬丁這個名字，不為別的，只是想選一個在兩邊都最為普通的、最為常見的名字。義大利文的「喬萬尼．馬丁」就是英文的「約翰．馬丁」，「約翰」是一個西洋人裡最常見最普通的姓氏，是從《聖經》裡引發出來的姓名。而英文「約翰（JOHN）」的發音比較接近中文「張」的發音，張姓是中文姓氏裡最常見最普通的一個姓氏。把兩邊最常見、最普通的加在一起，就有了現在這個名字。這個合中西為一體的人物一出場，就陷入了被自己人和敵人同時拋棄的絕境。
作為傳教士的張馬丁，在生死相拚的教案爭鬥中，為了堅持真相，不得不以退出教會為代價，不得不背叛被自己視如父親的萊高維諾主教。那扇被主教大人關閉的大門，把張馬丁關在了天主的世界之外。從那時候起，張馬丁走出的每一步都是一場獨自一人的自我救贖，張馬丁走出的每一步都是一次獨自一人的創世記…..沒有荊冠，沒有十字架，甚至連圍觀的人群也沒有……所以，他才悲傷地嘆息自己「走到一個比永遠還遠的地方，走到一種比深淵還要深的黑暗之中」。所以，在彌留之際他才心碎地安慰自己「只有走得最遠的人，才能聽到傳得最遠的聲音」。
OKAPI：你與蔣韻同為知名的創作者，近幾年女兒笛安也加入了作家的行列，作品也在台灣與讀者見面。一家全為創作者，很好奇你的家居風景？
李銳：其實只是一種巧合。碰巧寫小說的父母生出了一個也會寫小說的女兒，於是，一個三口之家就成了百分之百的寫作之家。這有點像有的父母碰巧生出了雙胞胎或是三胞胎。我和蔣韻的寫作都和自己的父母沒有直接關係，都是自己學會的。笛安的寫作也是她自己學會的。當然，能有這樣一個女兒實在是上天所賜，實在是一種幸運，作為父母我們從來都不掩飾自己的幸福。但是作為女兒，笛安恐怕最想擺脫的就是在父母的陰影下寫作，幸運的是這很快就讓她做到了。
全家人都寫作的好處就是可以互為第一讀者，而且是最不用客氣、最可以直話直說的第一讀者。這點便利恐怕是別人很難得到的。全家人都寫作的壞處是生活未免有些單調，三個人都只在讀書和寫作之間不斷往復，實在是辜負了太多的人生趣味，錯過了太多的天下奇觀。說起來有些無奈，就連你們這篇訪談，也是我在元旦的那一天開始動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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