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林阿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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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是從電影《賽德克．巴萊》才開始知道這位電影圈人稱「湯哥」的重要電影人，其實他還在上集電影《太陽旗》裡，義氣剃頭客串了臭著臉與日本人交接的清朝大臣李經方。
不過關於他和電影《賽德克．巴萊》，或者還有一點更為重要、更值得注意。他除了擔任本片的錄音工作之外，也擔任紀錄片《餘生》的導演。這部電影將紀錄「霧社事件」遺族，甚至日本人後代們的故事與現況，讓《賽德克．巴萊》成為更有意義的三部曲。
看湯湘竹湯哥的紀錄片作品，題材不盡相同、但同樣充滿人味，或許，他也就是最適合完成這第三部曲，為《賽德克．巴萊》作結的人了。
回到電影《賽德克．巴萊》這故事的開頭，湯湘竹與導演魏德聖同在劇組裡跑腿。在攝影師秦鼎昌師傅那裡聽到過，那同一個情節，湯哥的反應可不一樣：「當時我在書店，看到魏德聖寫的那本《小導演失業日記》，還記得是在公館的『巴黎公社』咖啡館，我很火，對他說，你不應該是在寫這種書的人，應該是要去想辦法把電影拍出來！」
2004年的五分鐘百萬預告片，湯哥沒辦法參與拍攝，因為他人在香港工作。「當時一些香港導演開始想把電影推出海外、開始講究品質，所以找了台灣的錄音師團隊過去。」湯哥的電影工作生涯，從受到《戀戀風塵》的啟發開始，涵蓋了90年代之後許多重要的台灣電影，他第一部參與的電影是楊德昌導演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說是參與，其實類似錄音師的學徒。
「為什麼選錄音？半認真的說法是，當時這能讓我最快參與欣賞的導演拍的電影。」作為後來被認同為世界級音效師杜篤之的弟子，他在前段熬了很久，杜篤之一開始還覺得他太鈍了，問他是不是該轉行。「當時這種師徒制裡，師傅對學生只做兩件事：罵人，和不講話。」不挨罵就表示作得還行，那麼學徒該怎麼學呢？「除了跟著幫忙時認真看，都得要自己問，但也不能亂問，要問的對，否則也是挨罵。」就這麼熬了過來，在獨當一面之後，主要負責的電影也累積了許多：從蔡明亮導演的《你那邊幾點》、《天邊一朵雲》、《不見》、《不散》、侯孝賢導演的《咖啡時光》、陳國富導演的《我的美麗與哀愁》、《徵婚啟事》、《雙瞳》、張艾嘉導演的《心動》、陳可辛導演的《甜蜜蜜》，湯湘竹就像是他的師傅杜篤之一樣，早被認為台灣電影音效工作的王牌。
「在拍攝現場，其他人都不知道錄音工作在幹嘛。比如在香港工作的時候，很多場戲，導演會覺得這在現場很難錄到能用的聲音，反正事後音效再配就好了。這時就看自己的態度，你可以混著領錢、或者多些自我要求。」幾次導演事後看片花，才發現現場收音原來能作到這麼好。「作錄音最重要的，其實不是掌握技術，而是經驗累積後的判斷和工作的態度而已。」
「技術在進步，錄音或後製音效都是，但有時現場能錄到的，除了會是最寫實的之外，也會是最好的一次表演。像是這次《賽德克．巴萊》裡面，幾場關鍵的訣別或悲傷的戲，因為是高山環境，若還加上下雨等等，環境音很複雜，你要演員事後再配一次，也不會有當時他那麼好的情緒。我若沒錄到，就錯過他現場最好的那一次聲音表現了。」
收音師的工作方式，第一步也是讀劇本。從劇本搭配現場勘景，就能開始安排工作，「這部電影主要就是戶外高山的實景，再要搭配演員與攝影機的動線，地形部份對收音工作比較麻煩。」你若追問錄音技術細節與執行困難，湯哥會說：「那沒什麼好說的，事情有作到有做好是應該的嘛，畢竟是靠這個吃飯養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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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漢」氣魄十足的湯哥，其實是所遇過的電影工作者裡，最不避諱文藝氣息的幾個。「我還記得紀錄片拍攝過程裡，看到了一張馬紅莫那（Mahung Mona，莫那魯道的女兒）的遺照，那張照片其實我不知在田調與文獻裡看過多少次了，但當時我忽然從後腦整個涼了起來。我感覺到那是utux（賽德克語的「靈」、「祖靈」），我在面對全部的亡靈。」他頓了一會說：「你一定也有讀過榮格吧？我自己後來是用榮格的理論來跟自己解釋。」
紀錄片《餘生》，名義上由魏德聖導演監製，其實也算在《賽德克．巴萊》的整個製片計畫裡，「錢是由魏德聖那邊統籌調撥，我不擔心他，他是那種欠一屁股債也會把這部份錢給我的人。」
拍攝《賽德克．巴萊》期間，對於參與過太多電影，與形形色色，好的、不認真的導演都合作過的他來說，是很感動的經驗。他也曾經在自己的臉書上以此寫過一篇短文，引發熱烈的轉貼。「當時是在桃園復興鄉小烏來，開拍前我看到大家都很嚴肅，然後幾十個賽德克人從林子裡走出來，那些演員即使是沒有台詞的，都是導演一個一個挑出來的，那個開拍的場面讓我一時震撼，我當時明白了：這電影是玩真的。」
「這電影的拍攝團隊裡，幕前幕後都有許許多多的年輕人加入，他們之前未必有電影拍攝的經驗，卻甚至比許多業內的工作人員或導演都還認真，我跟導演講：這些人這麼年輕，我們應該要讓他們看到一個典範。」如同他也曾受過一些典範的啟發，至今依舊認真堅守在崗位上一般。「但最後是我被這些年輕人激勵了，拍這部電影重新點燃了我的熱情。」
「我後來覺得，是這些沒經驗的年輕人，讓這變成一件很不一樣的事。這拍攝過程本身，就像受到一個理念的召喚，去對不可能的情況據理力爭。」這樣被燃起的熱情，也跟著他一起到了他的紀錄片工作上；又或者，是他對自己習慣「做好本來就是應該」這般的要求。
紀錄片《餘生》，幾乎地毯式地與所有相關人員作過了詢問或訪談，某些人沒有出現在影片裡，是談過之後對方不願意上鏡。「但他們這樣的心情也很重要，雖然可惜，但我能瞭解。」
這部紀錄片，在十足的時間與預算壓力下，除了也出機到日本拍攝，最重要也最艱難的一段是，他要與遺族一同回溯賽德克人的發源地「牡丹岩」（賽德克語：Psuqhuni，位於中央山脈白石山附近，海拔約3100公尺）。這是每年也未必有一個登山隊會到達的地方，但作為導演的他，不但一定要完成，還堅持拍攝器材不能因為難度而就簡。器材租用的費用，得到了中影的大力支援，另外還聘請「雲豹登山隊」14員，才能一同把器材都背上山。
「我和清流部落的賽德克人到了他們的發源地、他們的聖地，當時，我也很自然地流淚了。」他這麼對我們說，眼中看到的是沒能到達那裡的我們，還只能想像的流雲與山色。
然後才剛說過一定要一鼓作氣把這紀錄片完成，準備好好來重讀大江健三郎的他，就在播放陳建年為《餘生》做的配樂給我們聽完之後，口中喃喃說著：「這之中的鋼琴是用midi做的，看看是不是花點錢來租個錄音室和樂手錄一遍，在電影院裡放映的效果會比較好。」
或許，這些都可以歸納濃縮在我們台灣的電影工作者湯湘竹口中，那簡單的一句話之中：「事情有作到有做好是應該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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