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理小說史說到底，就是部城市發展史。

偵探與城市的關係其來有自，福爾摩斯總抱怨著倫敦的犯罪者都喪失了想像力，馬羅則像個騎士般巡守著洛杉磯，而鮫島刑事則在東京新宿的慾望之洋中洇泳。但他們之所以能夠有如漫遊者般晃蕩，那是因為來自一個牢不可破的基礎，也就是在地理上實質存在的都市，才能配置優秀的駐市偵探。

不過回到老祖宗身上，可能就不太對勁。

這輩子從未出過國的愛倫坡，把他的推理小說場景設定在大西洋彼岸的花都巴黎，透過距離所產生的異國想像，提供他筆下的犯罪城市一個合理性。因為彼時他的美國讀者還沒有準備好要迎接一個本土的慾望都市，而當時法國已經有了世界首屈一指的警察系統。儘管後世的評論家與研究者努力找出他筆下的巴黎是如何地投射了巴爾的摩或紐約的身影，但那終究是巴黎，而且是個想像中的巴黎。

也因此，我們甚至可以說，推理小說史始自一個想像中的城市。

柴納?米耶維顯然敏銳地察覺了推理小說與城市的共生關係，恰好與他所倡導的「新怪譚」（New Weird）內裡一脈相承，這流派主張過去的奇幻小說太過浪漫，應該以一種更寫實（或者說更批判主義）的角度來書寫奇幻，也許架構出的世界觀過於宏大，但卻反而指向都市的美好總是建立在破敗之上的真相。除了偵探，還有哪個職業更適合鑽進這城市烏黑的縫隙中，發掘那些與城市發展息息相關的黑暗肉瘤呢？

所以柴納在《被謀殺的城市》打造了兩座相依卻無法相互直視的城市，但其中一個城市卻發生了需要讓另一個城市的偵探越界偵查的案子，追索到最後，甚至發現城市與城市之間彷彿還存在著第三個城市。作者他特有的知識背景，以一種政治人類學的思考取徑，搭建了一個幻想出來（且超越真實）的擬真舞台，藉由偵探的介入與穿刺，告訴我們當代城市的病徵，那也正是屬於我們當代人類的集體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