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但以理）
「我不想讓別人看到自己的正面，我喜歡給別人看側面。」那天坐定不多久，與紀大偉聊起重新集結出版的《膜》，他這麼說。
膜【限量親筆簽名版】
身為酷兒文學／同志文學開疆拓土的先驅之一，相隔十餘年再度現世的《膜》，螢亮的書腰上大剌剌地宣示著「老字號酷兒小說家」。紀大偉坦承，現在的文學寫作，從題材到環境，從讀者到作者，都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過去的讀者，不論是同志或非同志，他們會將很多情感寄託在文學上，但現在不見得了。」而他自己，在旅美居住的十年來，除了偶見於報章媒體的書評導讀之外，近乎再無其他新作問世。「你問我為什麼沒有再寫新的作品，其中一個原因是我不想出自己的書。」紀大偉表示，文學創作的傳統，小說容易讓人對號入座，散文則需要直接面對讀者，兩者都不是他想要的。「當然你也可以瞎掰，或是戴個假面具。可是我甚至連面具都不想戴。」他說，這是個性使然。
一九九九年，紀大偉在取得台大外文所碩士後，決定赴美攻讀比較文學博士。彼時他所出版的作品，不論是當年的《膜》，抑或是《感官世界》、《戀物癖》等，紀大偉選擇用更冷眼、更抽離的態度，描述著那些當年近乎禁忌隱晦的情節，有別於其他創作者自我耽溺的呢喃，樹起了一股與眾不同的迷人氣息，於文學界激起了一波波的漣漪。而他卻毅然決然地捨下才剛起步的作家生涯，飛向自己另一個階段的人生。
「我從小到大最期待的事情就是開學或轉學，那代表一個全然的新開始。假如那時候留在台灣，會讓我坐立不安。」對紀大偉來說，他要的不只是不斷地求新求變，更是要徹底地與過去切割。「所以我並沒有特別看待自己以前的作品，因為我一直想做新的東西與新的題目。而且我覺得自己那時能做的、想做的，好像已經差不多了，就算再寫也只是延續，我比較希望能改做別的事情。」
於是他擱下成形中的文學現場，轉而投身進入他的研究生涯，一去就是十年。這十年當中，紀大偉並非全然不牽掛那開始吐出芽苗的種子，只是換了一種更寬廣的耕耘方式。回到國內，在研究所執起教鞭，他褪下了作家的外衣，披上了學者的袍子。「很多人提醒我說，應該要好好經營自己有的東西，而不是好像犁了幾畝田之後就跑走，也不管它上頭長了什麼東西。」但他清楚自己開耕了一畝什麼樣的田，也知曉自己相較於其他人更熟悉其中的梗概，這使得他在同志議題的領域上，選擇由創作轉向學術，路程可能更艱辛，但成果與影響卻能夠更加豐碩。
「我覺得人應該要在適當的時間、適當的位置上，做適當的事情。對我來說，研究與創作都在我大腦的同一區，只是表面不一樣、見諸的材質不一樣，但地基是一樣的。」紀大偉認為，學術研究與個人創作當然有並重的可能，但是這兩種同樣耗神的全職工作，不論何者，每個人每天能生產的可用量終究相當有限，在認清這個現實限制之後，他反而更篤定了自己的位置。
「寫小說與做論文，對我都是同等焦慮、掏心挖肺且耗費體力的事。」紀大偉知道，個人創作不論再怎麼閃避，永遠都有投射與指稱的危險，這終究違背了他渴望背轉過身的初衷。「但一般讀者不會在學術專書裡看到『我』，所以我可以保持神祕感。」
與其說現在的紀大偉不再往作家之路上推進，倒不如說他以此基礎，來拓寬自己的界限。「我覺得我目前不是處在一個很大的高度上，將來如果還要寫小說，勢必要超越現在的高度。但我更希望未來自己寫的學術專書，不論是同志文學史或是身體研究的論述，都可以讓眾多研究者認為那是值得一讀再讀的。」紀大偉期許自己要在五年內寫出這樣的作品。「這會花上很大的精神，就像經營長篇小說一樣。」
紀大偉想了想，笑著問這樣講是不是很遜？他反覆地叨念著，總覺得好像該回答，我要投身寫小說，這樣才對。
「我會不會變成是所有受訪者裡，對自己的創作最疏離的人？」紀大偉這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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