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謀殺與創造之時

眾所周知，推理小說常常從一具屍體開始。但除此之外，要能夠找出真相，仍是必須透過偵探將犯罪現場的目擊證人與證詞一一連結，讓受害者的關係人網路浮現，才能釐清案情背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推理小說的世界如此，推理小說的發展史也是如此。過去我們習慣透過派別來認知推理的發展，但派別的形成往往是後來分類的結果，來自於推廣者與評論家試圖創造一個體系的慾望。然而真正能夠啟發作家，提供學習與模擬的榜樣的，仍需仰賴前代作家的創造與實踐，方能為未來可能形成的傳統，開創一個典範。

從日本推理小說的發展來看，的確也是如此。當我們觸摸著歷史的脈搏向源頭追溯時，我們看到的是一張張的臉孔：1888年寫出〈悽慘〉的黑岩淚香、1917年發表〈阿文的魂魄〉的岡本綺堂、1922年以〈妖鼓〉獲得《新青年》徵文比賽二等獎的夢野久作。其間還有押川春浪、芥川龍之介、谷崎潤一郎這些將自身創作投注在推理類型想像上的近代日本文豪。但真正講到日本推理小說的成立，我們提到的依然是這個名字：江戶川亂步。

◎ 銅幣孔中的本格散步道

作為日本推理小說之父，相較於愛倫坡與西方推理小說的傳承，江戶川亂步可以說是相當盡責的父親。除了透過〈兩分銅幣〉（1923）、〈D?殺人事件〉（1925）奠定日本推理小說的基石外，他透過介紹海外推理作品與正確評價日本自身推理小說的雙向途徑，建立了屬於日本推理的當代論述。此外，他更寫作少年推理小說《怪人二十面相》（1936）、《少年偵探團》（1937）等，成功的讓推理小說向下扎根，成為跨世代的大眾讀物。

在亂步建立的日本推理論述中，佔據著中央位置的就是「本格中心論」。儘管他對推理小說抱持著相當寬容的看法，像他在〈日本偵探小說的多樣性〉（1935）文中認為「不管離開偵探小說多遠都沒關係」，各種風格的類型文學（如科幻、恐怖等）和推理的匯流，都構成了日本推理小說值得誇耀的多樣性。但推理小說的核心，始終是以「詭計」為前導位置的，他甚至寫了〈一名芭蕉的問題〉（1947），以期許日後的推理小說家在顧及詭計的同時，能夠滿足文學性、社會性等多樣化的要求，也就是不管外在的刺激再豐富，決定小說之所以為推理小說的核心，還是以詭計為中心的「本格推理小說」。他也整理了〈詭計類別集成〉（1960），將他所讀過的推理小說中使用的詭計一一歸類、分析，以強化詭計的重要性，並成為後代作家啟蒙與思考的重要起點。這些論述在台灣特別集結的版本《幻影城主》中，都已經可以看得到。

◎ 亂步的遺產

我們甚至可以說只要是本格推理小說家，就無法擺脫亂步的影響，尤其是亂步最主要的兩大遺產：「詭計」與「幻想」。終其一生，亂步都在努力將詭計與幻想進行完美的結合，像是收錄於《D?殺人事件》中的〈天花板上的散步者〉（1925），便透過日式建築中獨特的天花板設計，創造出了極為變態的殺人手法；而同一本書中收錄的〈心理測驗〉（1925），則是兇手找到如何對抗心理測驗的方法。但不管犯人設想了如何完美的謎團，最終仍是被偵探明智小五郎以明快且符合邏輯的方法破解了。

在「詭計」方面，繼承的最為徹底的莫過於土屋隆夫。他在看了〈一名芭蕉的問題〉後決定成為推理作家，並將亂步的「詭計路線」加以發揚光大，提出了「推理小說是整除的文學」這種說法，認為事件除以解謎後，是不可以有任何餘數的。這個理念在《危險的童話》（1961）中可見一斑，偵探不但將所有的小線索都完美地串連起來，就連讀者會以為純粹文學上的安排也是詭計的一環。但土屋也相當顧及推理小說中的人性與文學性，像《不安的初啼》（1989）就是很早便觸及試管嬰兒所可能帶來的複雜醫學倫理與社會問題的作品。此後，我們偶爾仍能看到繼承土屋風格的作者，台灣讀者最熟知的恐怕就是東野圭吾，他的《惡意》（1996）不但立基在一個精巧的詭計上，更同時呈現出人心的複雜與曖昧性。

◎ 惡魔的歌唱、奇想而動天

而在「幻想」方面，誠如亂步自己說的，他與橫溝正史都被大正文學的風潮所影響，某種程度上接受了來自芥川龍之介、谷崎潤一郎、佐藤春夫的刺激，於是其中的幻想場景變成了作品的另一主軸。相較於亂步在不斷的在都市內打造妖異、扭曲且富有魅力的幻想空間時（如1931年〈目羅博士的不思議犯罪〉，收錄於《人間椅子》），橫溝正史卻一意往鄉下地區去，發掘隱藏在表面看似安靜的田園風情之中的血緣糾葛與民俗學傳統，進而與推理小說結合。《犬神家一族》（1950）與《惡魔的手毬歌》（1957）都是發生在鄉村的可怕案件，而且都是附會了傳統民謠的連續殺人事件，透過不可解的民俗增添了其中的恐怖感。

前者屬於亂步式的都市妖異幻想，大體而言為島田莊司所承襲。島田自小就讀「少年偵探團」系列長大，其中都會風景與荒誕的想像力因而內化為他的精神世界中，打造出如《黑暗坡的食人樹》（1990）、《魔神的遊戲》（2002）、《摩天樓的怪人》（2005）中一個又一個龐大到只有在他作品中能出現的世界級謎團。而這種幻想猶如一種基因的改造，進入伊?幸太郎與乙一的文學血脈中，雖然他們的文風大不相同，更與本格似乎背道而馳，但兩人其實都致力於打造充滿想像力的小說世界觀，因此讓人很難忽略他們與島田的關係。例如伊?幸太郎在《奧杜邦的祈禱》（2000）中，打造出一個幻想風格的荻島，來描述一樁「稻草人謀殺案」；或是《死神的精確度》（2005）中死神明明是旁觀一切並決定人「死因」的最後決策者，卻又當起謀殺案真相的調查者的獨特世界觀；乙一則甚至在《Goth》（2002）中貼合現實世界但媒介著充滿恐懼的奇想，寫出只有那個世界才可能有的奇想兇殺案。

另一邊，橫溝正史的「恐怖田園之夜」帶給了京極夏彥重要的養分，原來在橫溝小說中只是陪襯氣氛用的民俗傳說，在京極的小說中卻一躍成了主角。那些隱藏在日本歷史背後的與土地相連結的傳說，被具現化成了妖怪，從而出現在以《姑獲鳥之夏》（1994）為首的「百鬼夜行」系列小說中，而甚至在2003年的《陰摩羅鬼之暇》開場中，我們更能看出京極對橫溝的致敬之意。同樣是對妖異的再召喚，道尾秀介則是將靈異現象搬上檯面，《背之眼》（2005）與《骸之爪》（2006）的偵探甚至直接設定為恐怖小說作家，到處探查靈異事件；但在三津田信三那裡，卻變本加厲地將故事背景搬回二次大戰後的日本，在《如無頭作祟之物》（2007）與《如山魔嗤笑之物》（2008）中都重現了猶如橫溝筆下的民俗山村，只是恐怖氣氛更勝以往，幾乎可以當成恐怖小說看了。

◎ 現代的點與線

不過在上述的脈絡之外，日本推理小說也同時在現實的「社會性」思考上，展現出獨特的「地味」。自1950年代中期，也就是二次大戰後日本第一度的高度經濟成長期開始，現實便再度成為推理小說家書寫的題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1955年發表〈埋伏〉正式踏入推理文壇的松本清張。清張的創作理念，是希望透過強調犯罪動機的社會性，在文學中對現實世界提出問題，也因為這樣的書寫路線，使得「社會派」成為日本盛極一時的推理文學派別，更跨海傳播到台灣與中國，形成重要的影響。

然而，清張真正對於1980年代以後日本推理發展的影響，其實展現在題材與元素上的多方嘗試。像是〈埋伏〉、《點與線》（1958）、《砂之器》（1961）中佔重要角色的鐵路，不僅讓讀者領略到日本現代化的歷史軌跡，更也成為後來西村京太郎、山村美紗、內田康夫等「旅情推理」的先行者。另外像《零的焦點》（1959）與《球形的荒野》（1962）則分別觸及了二次大戰後美國駐軍日本的歷史，以及戰爭期間的國際政治問題，成為森村誠一經典名作《人性的證明》（1976）的先聲；而且無獨有偶的，森村誠一融合本格解謎與社會意識的創作路線，其實與松本清張的早期創作如出一轍。此外，松本清張透過《零的焦點》（1959）、《獸道》（1964）中「惡女」的描寫，展露出其獨特的女性關懷與視域，提供了夏樹靜子《天使已消失》（1970）、《蒸發》（1972）等具有高度女性視野作品登場的土壤；更不用說，在進入21世紀後，惡女輪迴轉世，成為東野圭吾《白夜行》（2000）、《幻夜》（2004）、《聖女的救贖》（2008）中最難以忘懷、且又充滿神秘存在感的主角形象。

當然相較於動輒將社會問題上綱到國家層次的松本清張，不論是有「松本清張的女兒」美譽的宮部美幸，或是走犯罪寫實路線的東野圭吾，都將視野置放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滋生的新型態問題。所以像《火車》（1992）中的信用卡、《繼父》（1993）的失親家庭、《理由》（1998）的法拍屋、《模仿犯》（2001）的媒體、《R.P.G.》的網路虛擬家庭、《無名毒》（2006）的千面人事件與有毒建材與土壤，無一不是展現宮部深入庶民社會人際網絡的獨特視野，以及對於社會變化的敏銳觀察力。而同樣在東野圭吾的《湖邊凶殺案》（2002）、《時生》（2002）、《紅色手指》（2006）、《新參者》（2009）中，則是以親子、家庭、教育為題材，無一不是觸及了當今日本社會的問題核心；因此2008年開始獲得廣大迴響的湊佳苗，陸續以《告白》（2008）、《贖罪》（2009）等作探勘這些議題，儼然成為集大成者，所以獲得了極大的成功。這幾位作家與他們的作品，在即便社會派已然消失的今天，仍繼續提供推理小說與社會對話的管道，而從他們的受歡迎，也可以看出推理小說在這個時代仍然具有的重要功能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