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一場終身徒刑」。

對一般人來說，這聽起來是件悲傷，也是件殘酷的事。但有人卻畢盡其力用生命展演這件事。

為什麼「生命是一場終身徒刑」？

對一般人來說，這或許是一件難以理解，也難以體會的事。但有人卻畢盡其力用藝術說明這件事。

如果「生命是一場終身徒刑」，它可能是藝術作品，它會是什麼樣的形式？它要如何被展現？又如果，「生命是一場終身徒刑」，它不僅僅是藝術作品，它還會是什麼？

這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甚至，連思及這樣的問題都必然費力，但有人卻畢盡其力思考這個問題，並且，創作這個問題。或者，相反著進行，藉由創作這個問題，他才得以不斷逼近這個問題;藉由創作，他才得以在提問中尋找答案。無論，最終，他的作品是提供了答案。

謝德慶，80年代台美藝術家，自1978起開始執行「一年行為表演」，至1986年止共創作了五件作品，每件作品的時間長度是一年。一年，是作品的完成時間，也是作品的生命時間。他為每件作品立下規則，尋找律師簽署協議書，然後，在律法起效力的一年間內，他必須服從他所制訂的律法。

第一件作品〈籠子〉：1978-1979年，一整年將自己關閉在籠子裡，不閱讀、不寫作、不聽音樂、不看電視、不與人交談。第二件作品〈打卡〉：1980-1981年，一整年，一天二十四小時，每個整點時刻至工作室的打卡鐘上打卡。第三件作品〈戶外〉：1981-1982年，一整年，完全在沒有庇護遮罩的街頭上生活。第四件作品〈繩子〉：1983-1984年，一整年，和女藝術家Linda Montano用一根繩子近身束縛，但不能碰觸彼此。第五件作品〈與藝術無關〉：1985-1986年，一整年，不做藝術，不談論、不觀賞、不閱讀、不參與任何藝術。

這是謝德慶的「一年行為表演」，這不是文字陳述，這是他真實經歷與實踐的表演，每次都以一年為單位，一年，是他創作藝術的時間，也是他活著的時間，是他將自己囚禁在藝術裡面的時間。這是一般人所無法想像的時間長度，這也是一般人所無法體會的行為藝術，但如果我們試著想像，想像…我只能承認，每一件作品，我都無法想像，我甚至不願意去想像，有人，曾經將自己置身在如此受困的處境，他是怎麼活過來的？在那樣的自我刑求中，他怎麼可能不發瘋？

但他肯定不是瘋子，因為瘋子會真的失控。他有的是比瘋子還瘋狂的意志，去規訓自己「身心沈浸」在藝術裡，去規訓自己思考藝術，去規訓自己展演他所思考的藝術。

就像他的第一件「一年行為表演」，作品核心即是「思考」。他將自己禁閉在籠子裡，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思考，唯一要做的事，也是思考。重點不是思考什麼，而是要讓「思考藝術的過程變成一件藝術作品」。可怕的是，這是思考的極致，也是思考的空無，因為我們始終無法得知他思考了什麼，但我們確實可知，他將自己關起來了，他什麼事都做不了，他只能思考。

我們唯一能猜測的是，他在〈籠子〉裡的思考，可能延續至他第二、三、四、五件的「一年行為表演」，他持續思考，但可能不是展演思考本身，而是透過將自我監禁在時間裡、流放到戶外、綑綁在他人身上的種種將存在逼至極限的運動中，思考生命的意義、思考藝術與生命的關係。或是，完全推翻藝術思考的可能性，在第五件作品裡，從事一種完全相反的運動，創作「不思考藝術的思考」。

「我的「一年行為表演」呈現了我對生命思考的不同角度，但這些角度都基於相同的前提：生命是一場終身徒刑。」謝德慶在與Adrian Heathfield的一次對談裡，自陳他藝術作品的內在之核。他用長達五年的時間，創做了令人震驚的藝術創舉，走入了無人能抵達的藝術之境。

「一年行為表演」計畫結束後，他創作了人生最後一件作品：1986-1999年〈十三年創作藝術但不公開展示〉。他在2000年的第一天，以一張海報發表了這件作品：

謝德慶
1986年12月31日-1999年12月31日
我使自己存活。
我渡過了
1999年12月31日。
謝德慶2000年1月1日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地球

他告訴眾人：我不再待在藝術裡面了，我只是走入生活。

這件十三年的巨幅創作，在謝德慶的作品檔案中，是十三張空白紙頁。他再度創作令世人震驚的作品，這十三年，有人好奇，有人質疑，有人全然的信服他的創作，但對大部分的人來說，這件作品仍然是不可解的謎。謝德慶無法親自回答這件作品是什麼，因為這是他自訂的律法。

如果，「生命是一場終身徒刑」，它不僅僅是藝術作品，〈十三年創作藝術但不公開展示〉這件作品這會是它可能的樣子嗎？我們無從得知，但我們得勢必重新再走一遍，從《現在之外：謝德慶生命作品》開始，再度回到他的創作源頭，細細耙梳他的創作軌跡，循著他的作品脈絡，重新理解謝德慶，理解藝術與生活的裡與外，理解何謂藝術，何謂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