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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戰敗專題】04|翁稷安:一個民族如何能追求唯美的花藝極致,又能歌詠崇拜武士?──讀《菊與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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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讀書筆記bn

菊與刀:風雅與殺伐之間,日本文化的雙重性

菊與刀:風雅與殺伐之間,日本文化的雙重性

一部經典的價值,不在於是否提出了永恆而顛撲不破的真理,而是開拓了一場域,讓不同時空背景下贊成和反對的意見能於其中不斷論辯與反思,衝撞出或大或小的不同火花。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菊與刀:風雅與殺伐之間,日本文化的雙重性》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這本寫於1940年代中期的著作是討論日本民族特性時不能忽視的作品,出版距今已超過70年,仍吸引著世人注意,而在備受重視的同時,也引來各種角度的批評,激盪出不同的迴響。

《菊與刀》的寫作時間可上推至二戰末期,1944年夏天,美國政府委派潘乃德以她文化人類學家的專業對敵國日本進行分析,希望能知己知彼,以應對接下來和日方的戰事。據潘乃德回憶,當時預估這場戰爭將面臨日本頑強的抵抗,至少可能持續三年,甚或超過十年。大概除了極少數的高層外,沒有多少人會想到,一年過後,兩顆原子彈投擲於廣島和長崎,1945年8月日本就宣佈無條件投降。而潘乃德的文化觀察目地,也從作戰變成了如何應對日本的戰敗。她在1946年將這調查改寫為專書出版,立即成為暢銷作,並被翻譯成各種語言,其中單是日文譯本,迄今已售出了超過200萬本以上。

一位外國學者的文化觀察,甚至成為本地人自我了解的參考,說明了本書的價值和意義。然而,這寫成於戰時的背景,也注定了本書日後的爭議。

文化模式

文化模式

當時的潘乃德已頗富盛名,出生於1887年的她,學習文學出身,機緣湊巧地走進了人類學領域,於人類學重要開創者之一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門下學習,並結識了當時還是大學生、未來重要的人類學者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開啟了兩人亦師亦友的長期友誼。今人對潘乃德的理解,大半來自米德所著的《露絲.潘乃德──文化模式詩神》(Ruth Benedict : A Humanist in Anthropology,中文版為張珣譯,臺北:稻禾出版社,1992)一書。潘乃德早年的研究集中在北美印地安部落,透過田野工作逐漸發展出對「文化」的看法,於1932年出版了《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這是一本十分精巧又繁複的論述,大量引用了19世紀精神分析的心理學成果,將文化視為人格的擴大,企圖以類型去解釋文化的整合,但又反對僵化的類型學分析,在她筆下,文化是保有彈性的開放系統,每個文化反應著各自生存所需的樣貌和型態,無所謂的高下之別。這種「文化相對論」的觀點,讓她一直站在當時盛行的種族主義的對立面。

這些訓練和思想背景,使得她能肩負起描繪日本文化的重任,尤其在極端嚴苛的研究條件中。身處戰時,潘乃德無法親赴日本進行人類學家最擅長的田野工作,再加上她又不懂日文,都限制了她在理解日本時的資料來源,只能藉由少數英文的日本文獻或影片,以及和日裔美人的交談等等二手資料,進行所謂「文化遙研法」(research on cultures at a distance)的觀察,這也就是為何《菊與刀》的第一章,讀來像是一則對方法論既理直氣壯卻又帶有一絲心虛的辯解。

全書的問題開啟於戰爭,在戰爭時美日的衝突和接觸中,日本人有太多的矛盾是美國文化所無法理解的,這也是潘乃德於全書一開始所使用的「菊」與「刀」的雙重意象:一個民族的文化如何能追求唯美的花藝極致,又能歌詠和崇拜武士?是否能由文化的觀點,給予一致的回覆?

露絲‧潘乃德 Ruth Benedict(圖/wiki)《菊與刀》作者露絲.潘乃德 Ruth Benedict(圖/wiki)

潘乃德以歷史的回顧切入,勾勒日本等級制度的成立,以及根深蒂固的影響。這種以天皇為中心的封建社會階層,體現在各種關係之中,並在19世紀德川幕府得到了強化,延續至近代,即使在明治維新後,仍以變形的方式獲得保留,作者做出了「日本人是不斷地通過參照等級制度來組織他們的社會秩序」的推論。等級制度造就了由上至下、層層相扣的「恩」的系統,「恩」成為每個人都要償還的債務,每個人都有自己所「虧欠」的責任,成為各種型式的義務,例如對天皇盡忠即是對「皇恩」的償還。「道義」也是這系統的衍生物,運作的規則很單純,就「只是必須回報」,並涉及「對名聲的道義」,對名譽和人情過度看重。

經由這一層層的分析,潘乃德導出了她最後的結論,包括「誠」的概念在內,日本的道德規範始終為分散性,不具有西方那種從絕對道德並以良知為出發點的「罪感文化」,而是經由外界約束的「恥感文化」。「恥感文化」是日本文化最根本的形貌,日本的精神修練、育兒教養、乃至自我價值,都是在以羞恥心為起點上所開展。

全書結束於對日本的戰敗,肯定美國官方和麥克阿瑟「保留天皇」的接管決定,因為日本的道德體系本來就是開放狀態,一旦承認「失敗」,就能完全轉向,朝另一方向發展,保留天皇即肯定了日本具有轉換航向的能力,美國應該尊重日本的文化形貌,讓日本在「放下刀」(投身西方自由和平的世界體系)同時能保有心中的「刀」(傳統的自我德行),不用再依靠嚴格的花藝雕琢(嚴格的自我約束),亦能在新世界裡綻放美麗的花朵。

《菊與刀》中,能見到潘乃德做為研究者一貫的姿態,試圖透過生活中的種種線索,勾勒出文化的整體形貌,並對不同文化之間保有尊重的態度。文學出身的她,展現了她對文字的掌控能力,不僅於各種文本中找出潛藏的細膩意義,更重要的,以文字駕馭著某種微妙的平衡,她在西方大獲全勝,美國的價值和秩序即將「成為」日本新價值之際,挖掘出了「恥感文化」,在尊重並肯定的同時,卻也暗指最終仍將依循新價值觀的引導,並與結語希望美蘇兩大強權能避開軍國或帝國之路,讓日本有能學習的模範。如果說潘乃德所欲回答的問題,是日本文化令人難解的矛盾,那麼《菊與刀》所提供的答案,似乎是另一則缺乏一致性的平衡。《文化模式》《菊與刀》,潘乃德的論述總是能在充滿張力的兩造之間取得共存,以複雜而非單一的樣貌,提供世人思索,或許這種複雜樣態的維持,本身即是人類學或人類文化所該擁有的樣貌。

如果潘乃德的論述,是以文學駕御社會科學,那麼它所得出的結論在使用上,就必須如履薄冰般的謹慎特別在本書影響力已走出學院,進入大眾言說的情況下,她營造的複雜平衡很容易變成片面的理解。該書問世以來,遭受的質疑和獲得的讚賞一樣,未曾停息。關鍵仍是研究方法上,本書以有限的註腳,對日本進行那麼大規模的文化檢視,所得出的明確結論是否可信,不免使人懷疑。特別潘乃德的論述不僅將日本「東方化」,即視為和西方文化完全迥異的對立,還將日本的文化形貌導向「特殊化」,不斷強調許多文化特徵為日本所獨有,甚至自外於亞洲。對華文世界的讀者來說,其中許多對於中國文化的描述,以及視某些現象為日本所獨創,勢必有難以接受之感。這種特殊化的描述方式,雖或非潘乃德的本意,甚或刻意避免,但還是給日本文化貼上了某種類型的標籤,倘若剝去潘乃德精心安排的文字,用最簡單而極端的方式轉述,她筆下的日本人就是一群受制於老舊封建秩序,沒有中心思想和自我責任感,只求獨善其身,愛好面子,哪條路好便往哪條路去的盲從民族。

美國的藝伎盟友:重新形塑敵國日本

美國的藝伎盟友:重新形塑敵國日本

在未前往日本,欠缺日文能力,資料又有限的情況下,難免對其推論的動機有所懷疑。澀澤尚子於2006年寫就的《美國的藝伎盟友:重新形塑敵國日本》便指出,潘乃德的論述很可能自覺或不自覺地反映了時代流行的偏見,雖然站在反對種族主義的立場,並促進對文化差異的接受,但仍由文化缺陷的角度對日本進行批判,「使日本被重新定性為女性化的種族他者」,而這種文化缺陷說,又符合美國官方和麥克阿瑟對日本佔領的想法,以及美國人民於戰後對自身的優越感,銷售熱賣,得已不斷強化。如果這是《菊與刀》在美國受歡迎的原因,那麼在日本呢?

談到戰後日本,無法忽略日本政治思想史大師丸山真男東京審判後的觀察,每個受審者皆否認有發動侵略或戰爭的目的與意圖,在無主體性的情況下,隨體制浮動,構成「侏儒式的法西斯主義」或「無責任體系」,這現象的原因及背後最本質的問題是:為什麼日本會走向戰爭?如何面對戰敗?深深困擾著戰後日本的心靈。然而,相較於丸山真男等學者深入歷史和精神底層的學術分析,《菊與刀》所提供的文化成因更加容易理解,無需太多反省即可接受。書中的資料來源,多半來自藝文創作,本來就是書寫者所欲呈現的日人面目,此外,一旦將所有原因推委於文化因素,個人的責任再次得到解脫,反而成為「無責任體系」的強化和藉口。

追根究抵,走出學院的《菊與刀》,符合人們習於將事物簡化思考的傾向,以刻板印象進行直覺回覆,主觀的偏見往往先行,再以「理性」給予美化的本能。《菊與刀》從文化模式出發獲得的結論,給予了太多望文生義的空間,「恥感文化」的說法更能無限的擴張。換句話說,當我們面對不同的他者,從來不願深刻的加以理解,只求一簡略而模糊的面目,哪怕那面目離真實甚遠,它能提供我們在感性上的滿足;至於理性的分析和反省,難以成為日常誇誇其談的談資,似乎也就沒有那麼重要了。

這些批評對潘乃德的《菊與刀》一書不見得全然公允,並離她的本意甚遠;如同本文一開始所言,《菊與刀》確實開啟了一討論的場域,讓人反覆思考。在學術研究上,已有許多學界的深刻反省和檢討,早已超越了《菊與刀》為起點的侷限。對於在學院之外的今日人們,或可以經由《菊與刀》去檢視自己的偏見,這偏見不單只針對日本,更是針對我們所陌生或敵對的他者,是不是太過習慣從類型的角度,將對方貼上標籤,以偏蓋全,忽視人事物背後的複雜和形成的脈絡,導致誤會和仇恨無盡的漫延滋生。

或許,面對人間的複雜,對每個不同的矛盾,給予反覆的思索和尊重,對新世紀的我們,可能是《菊與刀》在主旨之外,更重要的弦外之音。


翁稷安
台大歷史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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