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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不在二二八會不會發生,而是:何以傷亡如此巨大?──專訪歷史學者陳翠蓮《重構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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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陳怡絜)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攝影/陳怡絜)


如果歷史重來,1947年2月28日,婦人林江邁沒在大稻埕出現的話,也沒有這場私菸緝捕衝突,還會有二二八事件嗎?

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

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

70年後的今天,我們採訪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她是台灣第一位以二二八為博士論文的學者,二月出版了《重構二二八》,「歷史有很多的『剛剛好』……有些是結構性的因素,看起來衝突必然會發生,但一些偶發性的因素加入,則造成事件的擴大。」是結構的矛盾加上偶發因素推演出這個歷史悲劇,而這個悲劇又成了日後台灣省籍情結與政治動員上揮之不去的幽魂。

林江邁是第一個偶發因素,陳翠蓮說,「事件還有二個偶發因子,一個是陳文溪被殺,一個是隔天民眾到長官公署討公道,卻遭開槍。」陳文溪是艋舺角頭的弟弟,天生聾啞,在取締私菸的混亂場合遭流彈打死。角頭隔天帶人上街替家人討公道,如果死者不是他,事件或許不會擴大。而到長官公署前抗議的人卻遭開槍,使得事件進一步延燒。

在那個年代,警民衝突並不特別,上海也有因取締攤販而發生的衝突事件。」陳翠蓮收集資料時,對板橋林家後代、台灣歷史學者林衡道的訪談中,林衡道也表示,早在二二八之前,大稻埕及各地已有零星的警民衝突、以及本省與外省籍的族群衝突發生。所以問題不在二二八會不會發生,而是:何以傷亡如此巨大?

表面上是警民和省籍衝突,實際上還藏著「結構性」的因素。

《重構二二八》將整個二二八事件從不同的面相去理解,像是放在戰後的中美關係結構裡。根據《開羅宣言》,台灣主權需交還中國,戰後美國一開始依國際法慣例,傾向先由美國軍事代管,再移交中國;但美國礙於戰後中美友好關係,默許中國跳過託管直接接收台灣,於是造成許多內部衝突,好比國籍和遣返問題,「當時台灣社會的內部矛盾並不是陳儀的問題而已,有時是受制於國際現實。」例如,遣返日人優先於遣送滯留國外的台灣人,滯外的台人於是面臨國籍上的問題,發生許多衝突,而這是也引起台灣人不滿陳儀政府的因素之一。


(攝影/陳怡絜)(攝影/陳怡絜)


美國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功能不僅如此,陳翠蓮說,「美國是二二八事件的安全閥,但一直沒表態,可惜沒發生作用、阻止悲劇發生。」對於二二八的解讀,解嚴之前,台灣主流的解讀是:受共產黨的煽動;90年代開始,李登輝當政,開放檔案,主流解釋變成:國民黨接收失敗,本省與外省籍文化上的調適問題。陳翠蓮則另闢新徑,從國民黨的派系鬥爭情報單位的操控,解讀事件擴大的深層因素。

簡單的說,當時的國民黨派系裡,有人是刻意擴大事端,想藉此拉下陳儀,沒想到狀況最後失控。」她從當時警備總部參謀總長柯遠芬的日記觀察到,「柯見獵心喜,見事端擴大後,急欲邀功。」至於陳儀接管台灣失敗,後又向中央請兵鎮壓,自是二二八事件最該負責的人。

那麼,當時的總統蔣介石呢?陳翠蓮從蔣介石日記得到這樣的結論:「一是蔣介石很清楚當時共產黨在台灣的影響有限,二二八不是共產黨策動的。二是陳儀願意將台灣駐軍提供蔣介石打國共內戰,造成台灣軍備不足,蔣介石認為這是二二八發生的原因之一。三則是蔣介石始終認為,像台灣這類中國邊疆的動亂,最有效的控制就是武力。」她認為,蔣做為當時國民黨的領導人,對於二二八難逃政治責任。她也推測,蔣明知陳儀的治理失敗,卻幾度不處理陳儀的調任,是自覺將台灣駐軍調走,有虧欠於陳儀。

在新出土的保密局資料更是顯示,當時的情報單位已滲透各地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處委會」是事件爆發後,本土士紳菁英組成的團體,負責與陳儀的長官公署進行溝通,企圖解決動亂;沒想到,處委會被情報單位利用,不僅沒有處理動亂,反而「製造事端」成為中央派兵鎮壓的理由。

所謂「製造事端」,像是青年動員自願加入各種「組織」負起當地治安,然而這些「組織」也有流氓參與,趁機搶劫、放火。陳翠蓮在書中指出,像是許德輝領導的忠義服務隊、林頂立的義勇總隊都有這樣的狀況。

甚至是處委會也難逃情治單位的掌握,像是對陳儀政府提出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暨十項條件要求〉。陳翠蓮認為,「光從三十二項要求內容來看,主要是要求台灣的高度自治、經濟制度改革,還有人權要求。這是日本殖民後期,台灣本土菁英極欲爭取的權力,並無不合理之處。」然而,會場參與討論的人員背景複雜,臨時再追加了十項要求,其中一項便是:解除台灣駐軍軍備。「這一項,踩到了行政當局的紅線,成為中央派兵的理由。」

當時的本土菁英難道這麼沒有政治敏感度嗎?陳翠蓮的解讀是,「戰後的本土菁英有『政治飢渴症』,想要參與公共事務,替社會解決問題。但在殖民時期,他們沒有任何政治參與的經驗,對政治認識不足,很容易成為別人利用的棋子而不自知。」當時鎮壓之後,處委會的幹部幾乎都遭整肅,唯獨陳逸松劉明等人安然無事,甚至日後還任政府要職。

在披露的檔案資料中,二二八處委會委員、〈三十二條處理大綱〉起草者陳逸松與劉明都是情報單位線民,武力鎮壓時,他們藏躲的住宅就是情報單位提供的。陳翠蓮是這樣看這些人的:「在那樣的年代,他們的選擇不多,一種像陳逸松和蔣渭川,與政府某種程度的合作。一種是正面反抗,最後變成政治犯和流亡海外,像廖文毅

(攝影/陳怡絜)(攝影/陳怡絜)


而和政府合作也不是容易之事,陳逸松之後還是遭情報單位騷擾,最後長居國外。蔣渭川在二二八後,曾逃亡一百天,軍警人員追捕他時,混亂中槍殺了他的四女,幼子則受重傷。更不堪的是,蔣渭川事後任官時,當天報紙登了一幅諷刺廣告,主文是祝賀他任新職,下面屬名則是一大串二二八罹難者。

時代是無情的,陳翠蓮書中多次提到情報單位的惡行,好比柯遠芬趁二二八動亂時,先誘人自白認罪,再要脅對方強取民產。多年後,柯遠芬接受採訪,完全否認當年的事。又或是,在二二八當時與陳儀共同計劃鎮壓的台灣人劉啟光,事件後任高雄百貨公司、台灣火柴公司董事長;二二八當時任職警備總部「義勇總隊」隊長、保密局台灣站長的林頂立,事件後成了《聯合報》發行人……

為惡之人並沒有因為二二八這事件而受到應有制裁,不過陳翠蓮說,「惡人不見得在當代就會得到報應,但這也是我們研究歷史的目的之一,爬梳各種資料,讓那些做了壞事的人能得到應有的評價。

(攝影/陳怡絜)(攝影/陳怡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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