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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獨白

從「漫長的十六世紀」到「漫長的十九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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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之前,世界公認最富裕強盛,人口最多,生產力也最高的中國,在一八四二年的鴉片戰爭中,面對人數僅七千名的英國士兵,竟然不堪一擊,慘敗收場。此後西方各國食髓知味,侵略戰爭接踵而來,中國亦不斷腐爛敗壞,十九世紀尚未結束,中國已淪為世人眼中最愚昧、落後、破敗的國度。

長期領先於世界的中國,為何在十九世紀走向衰敗?這是明清以來的中國史,留給後人的巨大疑團,史家稱之為「李約瑟之謎」。《五百年來的中國與世界》一書的主要內容,即是針對這一重大問題,提出結構性的回應。

過去的歷史教科書,面對這一疑團,歸納整理成兩個原因:一是帝國主義的船堅炮利;一是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這樣的歸因雖然不能說錯,但從不斷深入的研究成果來看,這個說法已經太過簡單,表面上有說,實際上等於沒說。

《五百年來的中國與世界》一書的作者韓毓海,綜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站在世界史的高度,希望擺脫傳統的「現代化」觀點,轉從「世界體系」的史觀出發,釐清時代巨變的核心力量,從中看到中國社會的真正問題。

本書的論述,採取世界與中國相互對照觀看的方式。因為兩者關係密切,又深具對照意義,以至於我們若不知道世界如何發展,就無法看懂中國;同樣的,我們若不懂中國何以這樣改變,也將看不到真實的世界。

作者分別從三個方面展開討論。一是地緣政治的視野,一是財政金融的視野,一是國家組織能力的視野。作者稱之為治史者的三重視野:下看基層組織,上看財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勢。

論述的重點,首先在說明五百年來世界史的消長、興衰,真正發生支配作用的因素為何?過去都認為西方興起的力量,在於資本主義的發達,但作者認為那是次要的原因,真正的核心在於現代民族國家特殊組織形式的奠立。在這種整合軍事、金融與國家為一體的強大推力下,資本主義才能發揮主宰全球的力量。

原來歐洲從十六到十九世紀,長期處於紛擾戰亂之中。兩百多個邦國,通過殘酷的戰爭手段,互相兼併,最後剩下三十幾個國家。正是這一殘酷過程,逼使歐洲各國不斷改良軍事武器,同時發展出一種向商人、資本家融資備戰,並在戰後以豐厚掠奪回饋給資本家的投資正向循環。這一方面造就了歐洲規模龐大的金融事業,一方面也讓戰爭等同商業投資,使商人與國家聯合一致,積極向外侵略,發展報酬更加豐厚,並可不斷累積資本的殖民事業。

在這一背景下,我們看到五百年來推動世界歷史的真實力量,捨此不論,單方面探討資本主義精神,或者西方人文、科技的發展,並感嘆中國樣樣不如人,終究是隔靴搔癢,看不到歷史的核心問題。

相對歐洲將軍事、商人、國家合為一體的巨大力量,中國不但毫無準備,甚且反其道而行,繼續把軍事與商人的力量從國家組織中剝離出去,並把不事生產、喜談修身養性、善作八股文的書生,吸納到國家組織之中。從「國家能力」的角度看,中國是經濟越繁榮,越顯示其組織能力的脆弱無能,所以一場小小的鴉片戰爭,決定了以後一百多年的競爭劣勢。

「國家能力」的探討,是本書的重點特色。它牽涉的範圍很廣,有組織動員的層面,也有社會經濟結構,以及權力運作等層面。以宋朝與北方遊牧民族的關係來說,宋朝的經濟發達,人口眾多,整體國力遠勝遼、金、西夏諸部族,但為何宋朝對北方用兵總是吃敗戰,除了納幣和親之外,沒有更好的辦法。這種情況與鴉片戰爭後的中國十分類似。為什麼呢?原因在雙方的社會組織差異極大。

原來游牧部落的社會組織方式與軍事需求緊密結合,人數雖少,動員能力卻極強。而且戰爭中的掠奪,也屬於部落生產力的一環,故能調動全體人民的積極性。北方民族尚且如此,何況現代西方國家是資產階級商人、金融資本家與國家軍事力量三者緊密結合,軟硬實力皆千百倍於遊牧民族,清朝想沿襲宋朝的方法應對,簡直是異想天開。

從「國家能力」的角度反省中國歷史,可以發現三個重大的問題。一是所謂「官無封建,吏有封建」的問題。二是以科舉選拔人才的問題。三是缺乏基層組織的問題。這三個問題環環相扣,但最緊要的,還是基層組織的問題。

簡單來說,中國的官僚系統,名義上雖由公務人員的「官」來組成,但實際上的運作,從徵收稅賦、會計文書,到水利土木、運河維持等事項,都由非公務人員的「胥吏」掌理。胥吏不領國家薪水,他的收入來自工作中的規費,以及私下撈取的好處。長久下來,胥吏便形成一種黑暗的基層力量,難以撼動,連官員也莫可奈何,因為缺少他們的中介,一切公務都將停擺。這也是為什麼,宋朝以後的各種改革,總是以失敗收場。因為改革只能針對公務人員,若影響到胥吏的利益,則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不改還好,一改則底層人民越受剽剝,越難生活,於是所有壓力又回到改革者身上。

官、吏分家的結構,說明了國家科舉所選拔出來人才,完全不符合社會所需要的能力。這些人才不是不夠傑出,而是缺乏管理上的專業技能。加上國家在組織上配備不足,無法提供支援,官員只好一切外包,放任胥吏與商人的協調安排。從好的方面看,這是政府把大部分的事權交付民間辦理,也等於交給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如此則政府付出的管理成本最低,而民間發揮的活力也最高。但從壞的方面看,則當市場陷入混亂,或由少數人把持時,國家也只能任其敗壞崩潰,一樣沒有介入導正的能力。這也可以解釋,何以中國的經濟規模越大,就越顯出其組織的脆弱性。

中國歷代賢臣,每感於社會經濟的種種不公平,壓迫基層農民的生活,便呼籲朝廷痛下改革決心,無奈朝廷的改革只能在官僚系統的空架子上著力,凡事都須以胥吏和利益集團為中介,無法直接領導基層,貫徹改革措施,所以徒勞無功。如此反覆出現的歷史經驗,給我們一個啟示,即傳統社會組織必須徹底改造,如果不重建一個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基層組織來落實改革,則一切理想都將流於空談。

這就是歷史學家黃仁宇所說的,中國社會是一種兩頭大,中間小的組織。上有風光體面的朝廷,下為數量龐大的農民,中間則缺乏組織,無法互動,只能委任民間自為。如此的組織形態,上下溝通不易,資源流動的效率也多仰賴旁門左道。太平時期還好因應,一遇危機,則崩潰的速度難以想像。而這也暴露了中國現代革命路線的一大關鍵,就是如何重建國家基層組織的問題。其中,共產黨從鄉村入手,成功建立下層組織,國民黨則致力統合城市的上層官僚系統,兩相爭雄的結果,歷史選擇了前者,雖然留有遺憾,但也符合長期歷史的合理性。

本書另一個反省的側面,落在金融財政的問題。此事起因於明朝對外貿易的大量出超,美洲與日本白銀源源不斷輸入中國,創造中國貨幣經濟的空前繁榮,以及絹絲、蔗糖、菸草、瓷器等手工業的快速發展。於是有張居正的一條鞭法,規定以白銀作為正式繳稅貨幣。從此以後,白銀便獲得國家貨幣的地位。弔詭的是,中國當時銀礦很少,白銀來源主要從外貿中獲得,也就是國家貨幣供給,全由外商控制。當時人不知此事後果嚴重,但讀歷史的人知道,明朝覆沒的危機,跟這一金融政策息息相關。

危機來自兩方面,一是原為米倉的江南地區,因為對外貿易的發達,耕作人口大量轉入手工業,使這一地區的米糧生產由有餘轉為不足,反而需要從他地輸入米糧。平常靠著充裕的貨幣運作,搬有運無還算順暢,可是在十七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國際上發生兩件大事,促使危機爆發。一是美洲白銀大量減產,一是荷蘭、英國、法國等後起海洋國家,欲與西班牙、葡萄牙搶奪東方市場,雙方便以海盜行徑互相干擾交易。這兩件事使得白銀輸入中國的數量大量萎縮。不巧的是,此時中國氣候違常,糧食欠收,引發物價上漲,兩種因素加在一起,等於是在天災缺糧的情形下實施通貨緊縮政策,雪上加霜的結果使當時經濟快速崩潰,飢民流竄,盜賊四起,天朝的殞落,即使沒有李自成與吳三桂,也已經是無法避免的事了。

下至清朝,情況也未見改善。尤其鴉片戰爭之後,白銀大量外流,市面充斥各種成色不一的銀錢,以及外國紙幣,其混亂的情況大大阻礙了經濟的正常發展。而中國始終沒有發行獨立貨幣,民間只好轉而信賴外國銀行管理下的通貨了。一國的貨幣無法自主發行,增減流量,也無法形成信用制度,支援商業發展,反而任由外國銀行掌控,這即是二戰前中國經濟始終無法翻身的基本原因。

看過《五百年來的中國與世界》一書的讀者,將欣喜於作者用世界史為背景,反省中國史的傑出寫作方法。因為缺乏西方歷史的對照,我們將一直停留在「船堅砲利與腐敗無能」的循環論述之中,看不到世界與中國的真實問題。

此書也讓人明白,近代的中國與西方,屬於兩種不同的發展典範。前者向內捲縮,重農輕商,務求民間平衡穩定,所以能夠和平的形成巨大市場規模。後者則向外擴張,軍商合一,以掠奪性的獲利,形成巨大的資本規模。在組織上,前者傾向消極無為,在一定的道德框架下放任民間自然發展。後者則傾向積極管控,在理性規畫下力求發揮最高效能。

兩種典範在歷史的碰撞中,必然引發巨大的風波與動盪。其勝敗固然攸關存亡,但從長期歷史來看,風波稍定後,雙方更需藉此一大歷史因緣,相互調整學習,攜手合作,努力開創新典範,讓人類在軍事結合金融的推動力量之外,仍有其他道路可走。

十八世紀的德國哲學家康德,看到當時歐洲各國競相以武力向外擴張,所以提出「永久和平」的呼籲,主張國家不應發行國債用於軍事行動,不應以暴力干涉他國政府,常備軍應該逐步廢除,不應對他國從事暗殺或介入政變等等。這一呼籲,在當時迷信國家力量的人士眼中,完全不受重視。如今事過境遷,康德謀求人類永久和平的理想,或許應該重新受到注意,只不過他偃兵息武的主張,若能擴及金融領域,或許就更符合當今世界局勢了。文/如果出版總編輯 王思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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