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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獨白

「美國回來了」:台灣在中美之間,只需扮演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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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還是三年前,2009年7月21日,希拉蕊抵達了曼谷,準備出席東協區域論壇。她身段優雅的走下飛機,同時把自己化身為國家的象徵。她的第一句話是:「美國回來了」。

雖然美國從來沒有離開東亞,不論是政治結盟、經濟合作,還是軍事佈局--它的小鷹號航母曾開駐到新加坡樟宜基地,這裡是遠東十字路口。日本的橫須賀生活著近萬名美國海軍士兵,此外,韓國的龍山和烏山也都駐紮著大量的美國空陸軍。但是,眾所周知的是,911事件發生後,美國的戰略重心一度傾斜到近東,陷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十年。

然而長期以來,美國人都意識到東亞對自己的重要。二戰時,他們在這裡打過仗,也在這裡遭到襲擊。冷戰期間,他們在此捲入兩場最大的熱戰--韓戰和越戰。現在,返回的時機似乎也對,中國正咄咄逼人的崛起,東海和南海國家擊掌迎接曾經的敵人美國。菲律賓說,美軍可重新使用兩座前美軍軍事基地,它們位於呂宋島──蘇比克灣海軍基地及克拉克空軍基地。越南和新加坡也頻頻頷首致意。雖然中國反對--南海問題必須地區化,而不可國際化。美國的手伸得太長了。

不過這只是中國官方的觀點,美國智庫認為,他們的軍事之手並不堪比經濟和價值之手。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學者奧斯林說:「如果你在華盛頓,當你環顧全球的時候,你在想,對於美國國內的經濟、貿易等方面的增長來說,哪裡有最大的機會?哪裡有促進民主的機會?哪裡有與年輕人接觸來幫助推動社會變革的機會?我認為這個答案是亞洲。」換言之,船堅砲利和價值互為表裡。

甚至,美國人認為,他們的總統也是具有亞洲地緣關係的總統。確然,美國歷史上,似乎還沒有任何一位總統的亞洲情結,或亞洲關聯性比歐巴馬還深。歐巴馬曾說,太平洋周邊地區影響了他世界觀的形成。2009年11月,他訪問亞洲時,尤其討論到了這一點:「我是一位美國總統,出生在夏威夷,而年少時在印尼生活過。我的妹妹出生在雅加達,後來嫁給一位加拿大籍華人。我母親在東南亞的村莊裡工作了將近10年,幫助婦女購買縫紉機或是接受教育,使她們有可能在世界經濟中獲得立足之地。」結論是:他的人生經歷就是這個歷程的一部分。

圍堵中國的崛起,是很多人解讀美國PIVOT(轉向)的動機,當然,中國人尤其這麼看。當這個世界只有零和遊戲規則時,這種看法顯然有一定道理。然而,運轉這個世界的規則,絕非只有一種。前面的描述,我們至少看到,歐巴馬的地緣認知、美國的價值系統和經濟需求,也是轉向亞洲的必然之因。轉向其實是尋求新的平衡,因應新的平衡。歐巴馬最大的人格特質即是:他在追求進步價值的前提下尋求協調和平衡,在國內,他平衡左派和右派;在國際,他協調東方和西方。在編輯《橋》這本歐巴馬傳記時,我印象深刻的一個觀點是,「歐巴馬是個譯者。在他的政治生活中,他一直是那個最後的譯者。作為一個擁有雙重種族身份的人,他能夠理解他所生活過的兩個世界:他作為一個非裔美國人的認同,以及他母親和外祖父母的白人世界。」同樣,返回亞洲,平衡太平洋兩岸的國家事務,也是這一內在邏輯使然。--雖然,歷史是弔詭的,陰謀論偶爾也會成為現實:為了提防家門口的敵人,我們迎來了遠方的怪獸。

最尷尬的是台灣。在現實政治的邏輯裡,它腹背夾擊,裡外不是人。2011年,美國在亞太地區進行的軍演達到172次,幾乎平均每兩天就有一次。2012年6月2日,美國國防部長潘尼塔說,到了2020年,美國海軍會將60%的船艦部署在亞洲。現在,台灣要偏向西方,還是東方呢?還是騎牆搖擺?它想擁抱陸地多些,還是轉身跳入太平洋?它面臨著政治和經濟上的背離,在價值和安全上,需要美國支持,它的經濟,卻更多的依賴中國。兩大強權的競合和權力變化,必然影響台灣的政策取捨,台灣要怎樣謹慎敏銳的因應呢?

關於這方面的論述很多,不管是華府的智庫,還是台北的基金會,其根本論述都是如何尋找到台灣的戰略平衡點。還有人把它數字化:在中國與美國兩強之間,到底台灣是要採取「二八」、「三七」、「四六」或是「五五」的比重,才是符合台灣整體國家利益最大化的戰略平衡點?

我自然沒有答案,因為在台灣的政治語境下,「整體國家利益」本來就是個紛紜爭議的東西,被政黨的不同利益所左右,出發點不同,利益最大化的方式也不一樣。在前提就錯置的情況下,無論是二八,還是五五,都只能是數字遊戲而已。

但,台灣可以扮演譯者,它也應該是中美之間最好的譯者。這也是歐巴馬的角色特質,在《橋》一書中,作者借卡珊卓?巴慈之口說:「他扮演譯者的角色。他與來自兩個世界的人們都有過最最親密的接觸,他們的人性和缺點在那些時候表現得淋漓盡致。他的職責就是一個譯者,把一方的處境說給另一方聽。」

把一方的處境說給另一方聽,台灣可以做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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