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俞萱|正在發生的美洲文學
暴力和希望構成的骨頭──巴勒斯坦裔美國作家Hannah Lillith Assadi打破的詛咒
作者:吳俞萱 / 2024-11-07 瀏覽次數(126)
巴勒斯坦裔美國作家漢娜.莉莉絲.阿薩迪(Hannah Lillith Assadi, 1986-)
含渾、邊界持續顫動、
在幽暗的地方燒出火花────
當代的美洲文學,怎麼發聲?
怎麼更新人類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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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復返同一塊土地,說是我的,我的。
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的激進組織哈瑪斯朝以色列境內發射5000多枚火箭彈,瞬間吞噬了歡慶高歌的猶太節日。遭到跨境襲擊的以色列即刻進入戰爭狀態,對加薩走廊展開猛烈的轟炸。
加薩走廊再度燃起百年來的煙硝。以巴最血腥的一役,加劇了宗教對立與種族仇恨,當我還在釐清這是以色列的911時刻或是巴勒斯坦的合理抗爭,暴力循環所引發的各國骨牌效應又有哪些,2023年11月2日我在線上文學日報 Literary Hub 讀到了〈虛空的召喚〉,作者Hannah的父親是巴勒斯坦人,母親是以色列人,她在衝突的身世中尋找自己繼承的家。
不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爭奪的那一塊土地,她渴望復返的,是充滿幻影的沙漠。
Hannah在長篇小說《索諾拉》(Sonora)的開頭寫道:「沙漠,如此死氣沉沉,總是散落我們的剩菜——生者的證據。」而後她在《以色列時報》(The Times of Israel)的專訪中提及:「我書寫兩個層面的沙漠,就我個人而言,我在沙漠長大,沙漠是一個神奇的地方。但對於猶太人來說,沙漠也是一個流放地。在伊斯蘭文化中,沙漠是穆罕默德遇見先知的地方。因此,沙漠是陰間、來世和所有精神事物碰撞之處。」
Sonora
2017年,她在回憶錄散文〈在一座充滿幻影的沙漠中成長〉寫下——
沙漠並非空無一物。在美國,沒有一塊土地不曾沾染鮮血。奴隸制、種族滅絕和戰爭無所不在。在亞利桑那,貧窮的保留地緊鄰所有外來移民的居住地,包括我們,我們在酷熱的夏天修剪整齊的草坪。我的父親從沒停止咒罵我們美國沙漠中的電視播放的中東新聞。
對我來說,還有另一場戰爭正在進行,一場沒有成為頭條新聞的戰爭。在我的高中,孩子們接連不斷地死去。有人把車開進一輛堆高機。有人開車越過路上的一個小彎,直接撞上仙人掌。有人被發現在建築工地上失血過多而死。有人在學校操場開槍自殺。有人在家裡的車庫開槍自殺。
有人從山邊墜落。有人服藥過量。
謠言四起:學校被詛咒了。
我曾經想知道這片土地是不是在與我們交戰。是這個地方的幽靈——這片土地的神?——想要殺死我們嗎?沙漠本身是詛咒嗎?人們懷疑一條高速公路的某個出口蓋在原住民的墓地上,我常常在那個出口向我母親和父親的神祈禱,請祂們拯救我免於意外。但我不認識沙漠的神。我們去過印地安人的盛會;我們吃過印地安人的炸麵包;我們燒鼠尾草。我們有霍皮族的娃娃和捕夢網。我們去塞多納度假,驚嘆那裡的漩渦。我們希望霍皮族在某個地方保護我們。我們在保留地的另一邊,不斷開發土地,排乾水源,維護我們的草坪,堆積更多的墳墓,堆積自殺。
當然,「詛咒」可能一直住在我們體內,我們遭受的可能只是自我毀滅的一種流行病。
最近,我和一個朋友聊到小時候自殺的誘惑。她住在一個裝滿洋娃娃的粉紅房間,腦中裝的卻是客廳裡父母的刀。即使她過得很快樂,還是渴望把刀塞進肚子。當我開始在沙漠開車,這種誘惑降臨在我身上。在某些彎道上,面對令人顫抖的虛無,我感到一股強烈的衝動,就像性的誘惑,想把車子開到路外面去。事實證明,沙漠是虛無發出召喚的理想景觀。我相信擺脫它的唯一方法就是離開。
我離開了我的沙漠,去紐約尋找巫師,尋找閃閃發亮的救贖。在哥倫比亞大學,一個教授在喝酒時告訴我,基於我的矛盾背景,我註定會自我毀滅。「壓力太大了,」他說的是我母親和父親的血統——「一個是巴勒斯坦人,一個是猶太人」——但有趣的是,我最常感受到的壓力是美國的沉重,這讓我覺得自己是美國人。早些時候,一個寫作指導教授告訴我,我故事中最精采的細節是一個角色跑到幾英里之外的商店買香菸。跑得又急又快,撞上幽靈。
福克納說:「一個作家必須具備的特質就是惡魔。」我不認為我離開過充滿幻影的沙漠。
「我」無法離開的沙漠,是乾涸、鬧鬼、疆域遼闊的內在世界。Hannah在書寫的佈局中,呈現「我」徘徊受困於過去和現在反射迴盪的聲音場景之中:即使身體離開了一個地方,精神卻永遠不會離開任何地方。
這樣的聲音像是詛咒,大於我,幾乎就是命運。沉重到無法擺脫,無論移居到哪裡、遇見什麼新的人,只能承受詛咒一再應驗,幾乎像是自我的預言:「我承受的壓力太大,暴力和希望構成的獨特體質最能描述我的骨頭和血液。」
回憶錄的最後,Hannah寫道:
父親在夜裡打電話給我,他的聲音越來越小——我記得在我十幾歲的時候,他咆哮的聲音——我們已經進入這段更黑暗的歷史。他悲傷地談到敘利亞,談到他在那裡作為一個難民孩子——那裡的人們如此善良、如此熱情,卻不願意接受巴勒斯坦人。他在難民營旁的墓地度過每一天。那裡遼闊、空曠、寧靜,而難民營擠滿了人。他告訴我,他曾經躺在墓地,夢見樹,那種描繪西方的森林,是他在那個年紀從沒見過的樹。他告訴我,他希望自己能回去,不是回到巴勒斯坦,而是回到敘利亞,因為現在失去的不只是一個故鄉,而是兩個。然後,他再次談到墓地,說它多麼美麗,多麼寧靜——就像另一個人會談論大海一樣。有時,我夢見了敘利亞的那座墓地,曾經充滿泉水和鮮花,現在被炸彈夷為廢墟,但周圍是我的沙漠在黃昏的邊緣。顫抖的音樂佔據了畫筆。仙人掌像守護者一樣高高矗立,俯瞰著我們的推土機、豪華公寓、高速公路、建築工地摧毀的一切。
我一定是像到了我的母親,因為我知道在為我們沙漠庭院增添色彩的九重葛中,她看到了藤蔓,它的辮子包裹整個家的所有邊緣。
在墓地安身立命,因為只有死去的東西不會排擠生命。
情感的歸屬難以落定在單一的地理空間,父親待在墓地那私密而孤獨的經驗已成為庇護生命的意識場域。這樣渾然的神聖時刻存在於父親的描述之中,又在「我」的意識裡復活。我在夢中延續了父親的鄉愁,轉化為我自己的鄉愁。就像繼承了精神流亡的詛咒,還強韌地要用失落和持續翻湧的愛,包裹整個家的所有邊緣。
〈在一座充滿幻影的沙漠中成長〉交織了雙重的目光,一是在奇異的閃躲和復返的迴圈中,以我的意識定義我的際遇,以我的際遇理解我的意識,糾纏的鏡像情節扣連著幽靈、流亡、邊緣、詛咒的母題,Hannah以支離破碎的形式捕捉住支離破碎的存在內容,筆調神祕、抒情、狂野;二是敘事鏡頭的配置和剪接序列,精巧節制地調度遠景、中景和特寫鏡頭——充斥戰爭和種族滅絕的美國沙漠、我家會在夏天修剪草坪的沙漠、我體內虛無的沙漠——由外而內地串連起外部歷史和內在故事,搭建層次井然的結構。
如果,詛咒的繼承和突圍是〈在一座充滿幻影的沙漠中成長〉的藤蔓,那麼,〈虛空的召喚〉的藤蔓則是墜落。這篇回憶錄的開頭是這樣的:
在醫院的電話裡,父親告訴我他想要一支菸。他又跌倒了。他曾經健壯的身軀現在變得如此虛弱,我幾乎無法忍受去看他。癌細胞在他的骨頭。癌細胞無所不在。一個明智的朋友曾經說,凝視死亡就像凝視太陽。但情況比那還糟。在這通電話之前,我最後一次見到父親時,我對他在這幾個月變得如此瘦弱感到震驚,他對我說,妳看著我就像我是一個陌生人。我沒說,情況比那還糟。
「如果我們去某個地方呢?」我問父親,就像我現在經常做的假裝提問。我說:「我們去義大利吧。」但我腦海中閃過的是他出生的小鎮。我沒有說出它的名字。現在談論巴勒斯坦已經太晚了。
我女兒跌倒了,即使她高興地尖叫,但我的胃還是緊縮了。她歡呼:「我跌倒了。」
「我不能去義大利。」父親過了一陣子回答,但我已經不在乎了。
我們最後一次一起去義大利是我十六歲之後的夏天。我仍然記得我開著法克里的賓士載所有人回到飯店的那個傍晚。在另一個生活中,法克里和我父親是兩個在義大利攻讀工程學的巴勒斯坦人,即使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跟義大利女人睡覺和喝義大利葡萄酒。對那個逝去時光(六零年代!)如此懷念的結果是他們在晚餐時變得非常非常醉。
當我魯莽地開著法克里的賓士衝下坡,父親大喊:「Quant'è bella giovinezza che si fugge tuttavia」,這是一句深受喜愛的義大利諺語。我對父親傷感的哀號感到不安,對他曾經是的那個人感到不安,那個總是有肚子的人,臉頰有時因為伏特加而變紅,總是聞起來有一點菸草、古龍水和淡淡的大麻味,時而憤怒,時而搞笑,充滿活力。現在我多麼想要他回來。
同時,法克里不斷對我大喊:「妳感覺到巴勒斯坦了嗎?有嗎?妳感覺不到嗎?」彷彿那夜,或是整個開車的過程,醉醺醺下坡的旅程,都是巴勒斯坦的洗禮。法克里叫我開快一點,他唱著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帶著靈魂的巴勒斯坦,而我的父親忘了他的甜蜜青春就像故鄉可能從義大利的風景中浮現。
我不覺得自己是巴勒斯坦人。(這種感覺並不是那天晚上特有的:我不會說阿拉伯語,我的母親是猶太人,我在美國出生和長大,所以我一直覺得在這樣一個痛苦的敘述中宣稱歸屬感是不誠實的。)但隨著我們下坡速度加快,下方的景色讓我頭暈目眩、誘惑又噁心。我感覺到某種一直困擾我的可怕傾向——不是朝著巴勒斯坦——而是朝著墜落,一種墜落的慾望,不是墜向任何國家,而是死亡的國度。法國人稱之為「L’appel du vide」。虛空的召喚。
有人毫不含糊地告訴我,我不會從父親那裡繼承任何物質上的東西。在非物質的無形層面上,我想知道我從他那裡繼承了什麼更深刻的東西:他的巴勒斯坦狀態還是他的墜落傾向?
Hannah在〈虛空的召喚〉以年老父親的跌倒、年幼女兒的跌倒、自己的跌倒來串起家族的命運。墜落和失衡似乎是貫穿他們的血脈,「我」從父親身上繼承到的並非種族血緣,而是一直以來面對生存和遷徙的生命態度。Hannah仍舊以解體的形式去描寫解體的存在處境,憑藉敏感的目光,為現實和回憶進行縝密的來回編織。
編織什麼呢?編織「我」的流亡路線與出口動線。必須緊貼死亡,一如貼著墓地,才能確認殘喘的生之氣息。Hannah的父親在死前說:
「我只想回家。」他的聲音變得如此微弱,聽起來好像快哭了。但他沒有。
我沒有問他想回哪一個家。然後,他聲音裡突然湧出的喜悅讓我驚訝。「你知道我一直喜歡什麼嗎?」他問。
「什麼?」
「義大利,」他說:「Quant'è bella giovinezza che si fugge tuttavia……」
「再告訴我那是什麼意思。」
「青春是多麼美好,」他說:「但是要怎麼翻譯che si fugge呢?」
父親喜歡的那句義大利諺語,意思是:「青春是多麼美好,我們卻逃離了。」也可以譯為:「我們仍在逃離的青春是多麼美好。」回憶錄中,父親記得「青春是多麼美好」,但他遺失轉譯和連結路徑的,剛好是他們所在的處境:逃離。
而臨終的父親,確實要逃離一切了。逃離美好的青春,逃離困厄的一生。就連此刻父女的對話,也轉瞬即逝。
面對失根的徬徨和恐懼,Hannah編織了兩種流亡路線與出口動線。一種是調整思考的框架,反覆對焦:
墜落和家有什麼關係?或許沒有,或許是一切。我們出生,我們死亡,這之間是一場夢。我們生活在一個公寓、一個國家、一個星球上,一個不斷擴張、變暗的宇宙星系,一個身體。直到我們不在。我們會落到哪裡?我的第二個女兒現在住在我的身體,我庇護著她,直到她離開我。我們失去伊甸園——巴勒斯坦、梅肯、我們自己。家只是生命的一個隱喻。除了流浪的靈魂、來自虛空的難民,我們還能是什麼?
另一種逃離詛咒、打破詛咒的方式是,從命名的意圖中逃離,順應生活當下的流動,就像Hannah在結尾寫下:
我怎麼可能知道當我掛斷電話,所有這些將會發生?末日來得如此快,如此激烈。而且沒有推翻的餘地。我怎麼可能知道我多麼渴望接到這樣一個毫不起眼的電話——我正匆忙掛斷這通電話,一如既往以父親說漢娜這是妳的爸爸開始這通電話,無視智慧型手機設置的來電顯示——這通電話現在已經結束了。
「沒關係,親愛的,我知道妳很忙。晚安。」
不,我不知道。在這篇文章,現在仍然是七月而不是十二月,我的父親還在,溫暖的太陽再次升起,所以我帶女兒去附近的遊樂場,鞦韆如此讓人欣慰,無論它們在空間的哪一個位置,她都直奔過去,指著她旁邊的空位。「坐下,」她命令。
我聽她的話。已經這麼久了。我知道我曾經幸福過。這種輕盈,這種轉瞬即逝的飛行感,遺忘墜落是多麼容易。「呼呼,」她叫喊:「呼呼呼呼呼。」
我們向上走,進入天空。
Hannah原本的選擇是,狠狠沉入父親和自己的每一個絕境,爬梳自己身上的巴勒斯坦性。唯有抓住自己和父親的關聯,才能從私密的關係之中逼現出他們逃離不了的民族性。她透過虛構的方式創造自己的幽靈。虛構的並非生命的情節,而是辨識所有巧合構成命運的那種目光。
從前,她渴望逃離的夢魘同時是她賴以維生的精神故鄉,她需要跟自己的執念重逢,以此抵禦虛空的召喚。但是,Hannah的女兒給了另一種出路:專心盪鞦韆,專心體驗這一刻的輕盈和安全墜落。當下,就是收容她的家。不是否定重複經歷的苦難命運,而是把扛石頭的過程當作主動迎向命運的選擇,充滿覺知地面對生命的起落。
暴力和希望構成的骨頭可以召喚虛空,也可以為虛空填補血肉。鞦韆飛向的天空,是另一片毫無邊界的虛空。遼闊和輕盈,也值得墜入。順應生活表面的流動,逃離意識內部的流動。擺脫自己沙漠化的精神狀態,逃離本身就是開創命運的一種形式。
作者簡介
台東人。渴望把陌生的異境走成家。著有
《交換愛人的肋骨》等九本書。曾獲選為美國Santa Fe Art Institute、紐約Jane St. Art Center、法國La Porte Peinte、冰島Skaftfell Art Center駐村藝術家。目前就讀美國印地安藝術學院創意寫作研究所。感謝一切親愛的把我留住,而我試著將詞語的初始含義還給詞語,將初始的詞語價值還給事物。
最新作品為散文集
《帶著故鄉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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