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問「同志文學的定義是甚麼」，也問「同志和酷兒的差別是甚麼」（也就是說，「同志的定義」和「酷兒的定義」有何異同）。這兩個難以輕易回答的問題，有個相通之處：都將「同性戀」視為一個已經被定義完好的詞。
問起「同志vs酷兒」，就是在問這兩者跟「同性戀」的關係，而簡答通常是「同志是同性戀的2.0版本，展現了在體制內爭權的精神」、「酷兒是同性戀2.0的另一種版本，突顯了在體制外挑釁的態度」；問起「同志文學」，就是在問「作品的主題是同志（即同性戀2.0）的才算嗎？角色是同志才算嗎？作者是同志才算嗎？」這兩種問題，都將「同性戀」存而不論，彷彿同性戀是一個穩固基石，不會地震沒有斷層，大家都可以放心在安定的基石上問答、生活、甚至蓋核電廠。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哈樸林在《如何搞同性戀歷史》中表示，同性戀是一個很現代的概念（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要把「同性戀」一詞放在漢代皇帝或羅馬帝國上頭，是很有爭議的），而它的定義是「不均勻的」（incoherent，如前面賽菊寇所說）。這個現代詞語一方面跟「前現代的」種種同性互動的概念排斥：如，古代的雞姦者並不等同於同性戀者，而同性戀者也未必從事雞姦。而另一方面，這個現代詞語卻也「兼容並蓄」，吸收了不同歷史時代種種互向排斥的概念：古時候雞姦卻不男扮女裝的人，和男扮女裝卻不雞姦的人，本來彼此不相干，但現在都被歸入同性戀、「雞兔同籠」。當今的同性戀，是古往今來許多不同概念積澱的混種結果。前人種樹，後人乘涼。
How to Do the History of Homosexuality
這四者的參與者讓人側目，是因為他們比一般男人陰柔許多，或陽剛太多。
紅樓夢(上)
而定義同性戀的巨大變數是，過往的模式仍然倖存，我們現在還活在過去的殘影中。有些同性戀者就是只有要好的朋友，但任何性事都沒做過；有些同性戀者就只是陽剛的雞姦攻方，別的同志生活面向都不參與；有些同性戀者把性取向看得很輕，把社會性別看得很重。我們只能承認：「同性戀」是個「雨傘狀的詞彙」（umbrella term），形形色色的生命體都被歸在同一張大傘之下。
拿《如何搞同性戀歷史》比對台灣文學，可發現兩者有互補之處。前者提供重新整理台灣同志文學的方法，而後者突顯出前者的不足。前者提出同性戀的四種前身，但台灣文學顯然還有第五種：對同性心動的人（這種在歐洲也該常見，但哈樸林沒提到，怪哉）。在台灣文學中，對同性或異性心動的角色很多，他們可能單戀、花痴，但卻沒有做出明顯的動作──他們的性別角色未必太男性化或太女性化、未必有膽跟心儀的對象交朋友更別說跟對方雞姦、未必為了對方而讓自己成為性倒錯者。這些外表看起來毫無異狀但內心戲很多的角色，在古今國內外文學常見。加上了這第五種， 拿《如何搞同性戀歷史》比對1960年代早期的白先勇小說，可發現〈月夢〉和〈青春〉這兩篇同志文學的先驅並沒有呈現我們今日認知的同性戀者：〈月夢〉主要陳述了男人對男性好友的懷念，角色是密友而非同性戀者；〈青春〉展現了老男人耽看美少年的停格畫面，老人屬於我補充的第五種人（對同性心動者），但不屬於《如何搞同性戀歷史》列舉的四種。
同時期姜貴《重陽》寫了做「兔子」的國共兩黨黨員和英國浪人：身為中國古風的兔子，他們是雞姦者，在其他方面跟同性戀的關係不大。白先勇同學歐陽子的〈素珍表姐〉寫出是女性版本的同性友誼 、〈最後一堂課〉聚焦在白先勇〈青春〉一般的老男對少男執迷（屬於我補充的第五種）、〈近黃昏時〉描繪了男男友誼（他們之間有無性愛，在文本中看不出來）。
與其說1960年代的同志文學已經展示了我們當今認知的同性戀，還不如說當年文本各自再現了「同性戀的眾前身」。這些眾前身需要時間積澱，才會顯影逼近後來的同性戀。
膜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比較文學博士。作品曾獲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首獎與極短篇首獎等。著有短篇小說集《感官世界》、中短篇小說集《膜》，以及評論集《晚安巴比倫：網路世代的性慾、異議與政治閱讀》，編有文集《酷兒啟示錄：台灣QUEER論述讀本》、《酷兒狂歡節：台灣QUEER文學讀本》，並譯有小說《蜘蛛女之吻》、《分成兩半的子爵》、《樹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騎士》、《蛛巢小徑》、《在荒島上遇見狄更斯》等多種。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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