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陳佩芸）
午後料峭，迷濛霧雨中撐傘領林水福老師前往採訪的咖啡廳，一路上伴隨他親和爽朗的談笑聲，頓時覺得身心暖活許多。
對於喜讀日本文學的讀者而言，譯者林水福想必不陌生，從追求崇高精神性的遠藤周作到極致感官的谷崎潤一郎，從井上靖的大長篇歷史小說到石川啄木僅有三十一音的短歌集，這些作品的台灣中譯全經他之手；而就鑽研日文及日本文學的學生來說，對教授林水福肯定更加熟悉，他至今仍任教大專院校，作育相關人才，也不遺餘力將學院內的知識推廣給社會大眾，加深台日兩地文化交流。
沉默(電影版)
春琴抄
蒼狼─成吉思汗
一握之砂：石川啄木短歌全集
現今市面上由學院中人翻譯的書籍比例愈來愈低，文學作品尤其如此，像林水福這樣的學者以及良譯，實已不多。這一方面當然是翻譯文學市場成熟，出版界已有一套完整的操作模式，然而，這也意味著商業邏輯的高度滲透，資源往往被有話題的潮流暢銷書瓜分，較為嚴肅或比較純粹的文藝作品可見度遂相對降低；另一方面，也是學院事務眾多、壓力繁重，學者精力投注在教學與研究上，便難有餘裕進行翻譯。
但令人好奇的也是這點：林水福如何兼顧研究、教學與翻譯？他的翻譯習慣如何、工作時間怎麼分配？「我曾經有好幾個除夕夜都在翻譯。」林水福自謙譯書速度不快，除了學校工作、運動健身之外，其餘時間全用在閱讀和翻譯。「我通常會訂目標，年輕時一天目標五千字，但現在沒有課的日子，大概一天譯個兩千字就已經很累了。要達到目標，就是早上五六點起床，吃過飯之後開始譯，中午吃個午飯、睡午覺，下午繼續。一整天都在譯。」翻譯業績豐富的訣竅無他，日積月累，持之以恆而已。
偶然促成的翻譯之路
孔雀
林水福的翻譯之路與人生際遇緊緊相連。大學畢業後，林水福在當兵時期便開始零星接出版社的翻譯案子，但這些大多與文學無關，多為實用工具書之類，而翻譯工作原本也只是為了日後留學計畫攢積蓄。退伍後，留學夢還未能實現，為了度日，他先至百科文化當編輯，也繼續接案。正經的文學翻譯，得等到留學歸國後，才自選自譯了一本集子《孔雀》，當中收錄三島由紀夫、向田邦子、筒井康隆等人的短篇小說。
不過，翻譯原先並非林水福的志願；他的志願是成為教授，與他所仰慕的日本文學啟蒙恩師原土洋，一同站上大學的講台。從日本東北大學取得研究所學位後，林水福也如願以償返回母校輔仁大學教書，只不過，彷彿冥冥之中有定數，正是教書這條路，又引領他終於走向日本純文學的翻譯。
「如果不是碰上遠藤的會議，我本來只想當個學者，專心做研究就好。」那是指1986年第一屆國際文學與宗教會議。由於這場研討會，林水福開始翻譯遠藤周作的著作，更與之成為好友，並得到遠藤的極度信任。「後來——他那時候還活著——他就把一輩子的作品，包括未來要寫的，通通授權給我，可以自行翻譯，都不必再去問。」林水福如今回憶，這件事確實對日後翻譯之路影響甚深，而翻譯遠藤周作也成為他的招牌。
聯合文學版《卍》
聯合文學版《鍵》
林水福的另一塊招牌，則是翻譯谷崎潤一郎的作品。翻譯的契機，是時任聯合文學總編輯的許悔之詢問，林水福才提到谷崎。為什麼是谷崎潤一郎？「因為他寫得非常好，但台灣那時候幾乎沒人翻譯，中國卻已經有一些。所以我就跟他挑了一些有名的、大陸還沒有譯的作品，像是《鍵》、《卍（萬字）》。」林水福說，「外國文學研究者的責任，就是要把好東西引介進來，目的是要提供我們的作家養分。如果你不引介，國內就沒有人認識國外一流的作家。翻譯的重要就是在這裡。」
（攝影/陳佩芸）
譯者的條件：理解和表達
芥川龍之介短篇選粹(全五輯)
遠藤周作與谷崎潤一郎都是一流作家，但風格與內容卻天差地別，甚至谷崎的每篇作品都有不同的文體嘗試。對林水福而言，表現出這些細微的不同，才算是盡了譯者的職責。「作家的原文差異很大，但譯者翻譯出來的味道卻可能是差不多的。如果這樣，我覺得就是不好的翻譯。」
「譯者最重要的功夫在完全瞭解原文。」這是林水福翻譯文學作品最重要的心得。之前他策劃《芥川龍之介短篇選粹》套書，就遇到了印象深刻的困難，「我負責譯的那本（輯三）比較多思想性的文章，譬如裡頭用很多次『ジャナリズム（journalism）』、『ジャナリスト（journalist）』這個字，若用我們一般理解的『新聞』、『報導』及『記者』等意思來翻譯，卻會上下文不通。因為原文中，他說耶穌基督是『ジャナリスト（journalist）』，其實意思是說祂是一個懂得宣傳的人。」最後，林水福忠於自己的理解，也不拘泥於制式的中日語意兌換，將之靈活地譯為「傳播」、「宣傳」。
千羽鶴(川端康成 諾貝爾獎作品集2)
另一項困難，則是如何把自己的理解，再用中文完整表達出來。不久前，他重譯川端康成《千羽鶴》並加譯續作《波千鳥》，對此更是體會尤深。「川端的東西很精簡，但是言外之意很多；用字少，卻要靠讀者聯想，難就是難在這裡。」他比喻，如果谷崎潤一郎是工筆畫，那麼川端康成就是寫意畫，為了完整傳遞語意，讓不同語言的讀者能夠理解，譯好的句子也可能比原文要長上一些。此外，他也提到翻譯川端康成的另一項困難，「有些譯者並沒有去留意作家描寫景物的『視線』。那個『視線』通常是有順序、有深意的。有時為了中文的流暢，譯文可能會將句子重組，但重組之後就看不出原先作家的安排了。」
「我現在的譯法就是貼近原文，也就是把我自己理解的原文表現出來，而不是用我喜歡或習慣的方法去譯。」而這樣的翻譯觀，不僅要求譯者的外文能力，同時也要求中文表達能力以及文筆，「我想這是譯者永遠的課題。」
（攝影/陳佩芸）
與時俱進的翻譯
很巧地，在訪問當天，《聯合報副刊》刊出林水福的文章〈波千鳥〉。這篇文章說明川端康成的《千羽鶴》其實有後半部續作，也就是《波千鳥》；但幾十年來，卻遲遲不見這後半部續作的中文翻譯面世，這是十分弔詭的文化現象。他也猜測，「譯者非研究者，研究者不涉翻譯，或許是原因吧？」
林水福自陳，從前他譯書習慣避開既有的、已被翻譯的作家作品，例如遠藤周作、谷崎潤一郎，都是如此。「但後來我想，這樣也不太對。每個人對原文的體會、領受不同，中文的表現也不同，而好的、有價值的作品就該翻譯。」經典重譯，本來就是正常且必需的，因為不同的時代，當然會有不同的理解。本著這樣的想法，林水福更笑稱，未來若有機會和時間，可能會重譯《源氏物語》。
翻譯需要與時俱進，譯者自己也是。而台灣當今的翻譯環境卻並不理想，特別是低報酬的現實，有時也容易使譯者沒有心力仔細琢磨細緻的語意差異，甚至可能憑靠技巧來躲避語言轉換的困難，影響譯文品質。因此，林水福最後也強調譯者自身的精進，「做任何翻譯，都還是需要讀書、讀書，也要磨練自己。我想，這就是我一輩子的功課。」
林水福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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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琴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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