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錫鼓響起，誰在清理戰場？】06｜童偉格：就像人不能豁免於政治──成為南非他者的柯慈

如果民主化標示了歷史進程的轉向與「斷裂」，那麼轉型正義就是在提醒，歷史並沒有消失，對很多國家來說，也許轉型正義所需要的時間比處在威權的狀態要更久。人類要付出更多耐性與時間，去面對人與人之間在政體的狀態下造成的傷害與壓迫。這些創傷往往也成為文學創作的重要主題，於是裂痕與傷口，透過文學反而成了文化的根脈。

11月13、19日將舉行第三屆模擬憲法法庭，本屆模憲法庭正是以轉型正義為題，以李媽兜與杜孝生兩案為辯論對象，並邀請4位來自南非、波蘭、智利與澳洲的學者成為國外鑑定人。11月11、12日兩天，中研院法律所也有國際研討會，將針對韓國、南非、哈薩克、波蘭、匈牙利、德國、哥倫比亞、智利等國家的轉型正義問題進行討論。

為提供讀者另一種理解轉型正義的方式，衛城與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策劃「文學與各國轉型正義」專題，從6個文學家的作品理解該國的歷史。此系列中，蔡慶樺寫葛拉斯與德國，林蔚昀寫辛波絲卡與波蘭，林建興寫波拉紐與智利，黃崇凱寫金英夏與韓國，童偉格寫柯慈與南非，紀大偉寫納道詩與匈牙利。要謝謝6位作家參與這個並不容易的寫作計畫。

#  第三屆模擬憲法法庭活動網頁
#  模擬憲法法庭官方網頁
#「比較憲法視野下的轉型正義」國際研討會

柯慈（1940-）成長於種族隔離政策下的南非。著有《少年時》《鐵器時代》《屈辱》《雙面少年》等。諾貝爾文學獎2003年得主。

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

比做為小說家的志向還長久，柯慈（J. M. Coetzee）一生最持恆的理想，是努力從眾人的目光中隱遁。因為這樣不渝的努力，使他握有個人生命的絕對詮釋權：當我們想理解他時，我們主要仰賴的，是他自己寫下的作品。柯慈是關於柯慈，唯一權威的報導者。

少年時

在《少年時》（Youth，2002）這部自傳體小說裡，柯慈為我們深描了一個「他」，一位隻身寄居帝都倫敦的文藝青年。這位文藝青年，就像地方許多文青一樣，以文學，精神求索著事關存有本質的普世性命題；而帝都，以其豐富的文化資源，內向滋養了即便是像他這樣一名貧困的異鄉人。戀愛一般，如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瓦特》（Watt，1953）這樣的現代主義小說，強烈吸引著他，因為它「沒有衝突，沒有矛盾，只是一個聲音流著，訴說著一個故事，一種不斷受到懷疑與躊躇牽絆的流」；而他直觀感知：這樣的小說作者，「不屬特定階級，或在階級之外，和他自己喜歡的一樣。」

將這些作品視為藍本，他刻苦臨摹，自學小說書寫技藝。他或許曾意識到，其實，有不少與他背景相似、來自（前）殖民地的小說學徒，集中於帝都，伸延他們各自對英語文學的理解與學習。如來自千里達、早到數年的奈波爾（V. S. Naipaul），原則上，他與他們初始並無很大不同：因為和英語的近即親緣，在這樣一段自我規範寫作意義，將本無意識接受之過往，向自己做出初步總結的文學啟蒙期裡，他們傾向形塑自我情感認同，為英國人。兒時內建的語感，成年以後，成為自我意義化工程的關鍵機制。而無論有無意識，對他而言亦差別不大：文學縱有星圖，星球還是孤自據在。

整部《少年時》訴說著這樣一種躊躇：是在學習英語文學的寫作技術，像每位英國文青那樣，反思自己，能如何捕捉記憶世界的實感時，他惘惘察覺：也許，在文學維度裡，他能栩栩再現世上許多角落的生活，然而，「南非卻不同」──恰恰是他記憶最細的南非，對他構成艱難的空洞，因那具體，像是一切文學話語未曾抵達的地帶。南非如此，在柯慈的回顧中，極早成為回顧無法企及的「幽暗之地」。是否如此？是否，唯獨對他而言，南非將永遠不具備可由他，去對他者言明的實義，除非，當他終於「真的」學會他者的話語形式，就像個他者那樣，去描述南非伊時？

伊莉莎白.卡斯特洛

這種力求將言說主體他者化，以他者話語，向人陳明南非之無法輕解的意向，在隔年寫下的《伊莉莎白．卡斯特洛》（Elizabeth Costello，2003）裡有更全面的辯證。這部小說裡的「她」，就性別與許多設定皆與柯慈本人對位逆反，但一如從2001年起即移居澳洲、數年後即將歸化為公民的柯慈，是位澳洲籍小說家。在不斷的旅次中，她思索著究竟什麼才是「非洲小說」？終究，只釐清了個人對這個命題的深切懷疑──可以確定的只是，非洲主體，遠比像她這樣一名外人能想像的，還要沉默而難明。

南非：轉型正義經典敘事

相對於此，現實世界裡的南非，對全世界的他者而言，是一則響亮而明白的敘事，以「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之名。轉型正義：國家政體朝向健全民主化發展的最基礎實踐，卻也可能是最艱鉅的一場詮釋之戰。在一個新起點，新的權威詮釋社群試圖以公權力究責、追償，保存史料並重構史敘，一方面藉上述積極作為向集體澄明共同歷史；另一方面，所有這些史實重尋、價值重估與意義重建，深切指向的總是那個牽繫集體命運、將由眾人一同履實的未來。簡單說，人們以「轉型正義」命名的種種舉措，無一不事關他們自己，寄望存身於如何理想的未來裡；就此而言，對共同歷史的力圖釐清，同時，也就是對集體未來行動信念（ethos）的力圖落實。

於是，當我們不放棄去探問在我們社會裡，轉型正義具體落實的細節，我們其實，亦只是就最基本程度向自己證明：這並不是一個對集體未來，全無顧念與懷想的社會。也於是，一場以凝聚共識為目標的轉型正義，抵抗著兩極譫妄：一方面，它並不僅為完成分別敵我的政治清算；另一方面，它亦不僅以一種細節全無的泛道德論，要求社會，總體遺忘那實質未明的歷史。

它要求眾人的，是看重並明視真相，銘印苦痛與死難的實感，據實，鍛造一道可能的和解之途。這樣一種指向集體主體性建構的詮釋工程，艱難是顯見的：本質上，它要求對那總是遲來的正義，就細節再做更多協商，直到一切周延，集組出一種面向未來的前瞻；它要求詳實訴罪加害者的歷史，只為了徹底消解此種歷史模式在社會中再次重複的可能。由此可知，就政治現實而言，這種轉型正義始終要求的，必然矛盾地，總是新權威詮釋社群，對權力的有效行使，與有力的自我規範。

在世上所有實踐轉型正義的國家中，南非，正是就我們所知，上述協商模式的經典範例。1994年，南非首位民選總統曼德拉（Nelson Mandela）組成新政府，正式終結了長達近半世紀的種族隔離政策。隔年元月，依《國家團結及和諧法》，新政府賦予甫成立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特赦權，對種族隔離期間的加害者，在其「完整交代其罪行的條件下，給予法律上的豁免」。

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三冊套書)

訴求真相的歷史調查，與訴求和解的法律處置雙軌並行，使得委員會有可能為南非政權轉移立下務實且重要的民主化基石。如吳乃德所言：

它假定：雖然正義沒有獲得伸張，至少讓歷史真相得以大白、加害者得以懺悔、受害者得以安慰、後代可以記取教訓；同時更重要的，國家社會得以避免分裂。（出自《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第一章〈民主時代的威權遺產〉）

南非如此，對自身，亦對世上所有他者，完成一則世故凝望自身歷史的經典敘事。在這則敘事裡，深刻記憶與平靜遺忘，可能確實是同一命題的兩面。因這個新言說主體，嘗試說明的也許是：經驗過一個長期不乏苦難的歷史，如今的「我們」沒有權利，僅是對一切不義，表達天真的激憤，隨後，即無知地忘卻；而如果長期受苦，真能讓人積累出任何智識上的建樹，那也只是「我們」終能不驚不怪地，開始自行拆卸、並棄絕這類苦難的因由。

世界文學詮釋框架

柯慈的作品，與南非歷史敘事的語境締結，既是自擇，也是命定。就後者而言，毋寧是相似於柯慈，許多成長於二戰後新興國家之文學創作者的普同宿命。一個簡要說明，如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於〈跨國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三世界文學〉（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一文中的論斷。詹明信認為，第三世界文學將難脫「國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這一敘事形式，因所有第三世界文學創作者均被指配了一道內容命題：他們各自的國族（nation-state）。對他們而言，國族的命運，被預設為是本來就超過寫作所能承載的，而正是因此，所有他們寫下的作品，無一不可被視為是在表達一種比起個體生活，更龐大的存有面向──他們寫下的種種日常生活的掙扎，無一，不可被轉喻為是在描述他們自身的國族狀態。

這是形式所指定的意義溢出，而延伸說來，正是這樣一種意義溢出，使所有據在邊緣的第三世界文學，有能向一個既存中心，定向供給那溢於言表的──他們那將可被恆定理解的異質性──以穩固一個以「世界文學」為名的詮釋框架。因事實上，「世界文學」這個概念並無實際意義，有的，只是各邊緣地域的文學，經中心指認，而後重新布散的流動狀態。「世界文學」全景指涉的，正是這種流變網路：中心與邊緣的重複指配。在這一再重複的指配行動中，的確可能，邊緣地域文學創作者的宿命正是向中心回報他們的異質性，從而添補「世界文學」畛域，並令其定義相對圓滿。更簡單說：他們參與「世界文學」，以被預設為是「世界」可解異質的方式。

當我們沿用這樣的詮釋框架，我們的確有理由期待一種兩相簡化的締結：既是柯慈的作品，印證了南非國族敘事；亦是南非國族敘事，印證了柯慈的作品。於是，恰恰正是第三世界文學創作者，明確難以豁免於政治，事實上，每一種第三世界文學寫作，命定都是一種政治行動。而或遲或早，一名終於成熟的寫作者，會就此重新出發，提出個人反思。

由此看來，相較於奈波爾，以刻意粗砥的修辭持續挑戰，終爾為自己，解離了西方現代小說的本體論，在面對南非時，柯慈不無奇特的，始終依循一種謹慎琢磨的修辭風格。西方現代小說話語形式的規訓。然而，就寫作實踐的細節而言，這說不定是一種更為奇異的主體指涉方式：非常可能，就像伊莉莎白．卡斯特洛的懷疑，柯慈在思辨中，藉由話語的全然他者化，一再嘗試具體圈限出，主體那沉默且難明的據在，以確認它依舊異質據在，無法簡單為預設詮釋框架給吸收。

難以消解的異質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等待野蠻人

或許因此，柯慈的小說代表作，一再極簡精算地，複現著一種二元對立結構。如寫於南非轉型正義前的《等待野蠻人》（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1980）：在帝國邊境代行權力、負責彈壓反叛的地方治安官，因種種人性作為，被更高權力辨識為叛亂罪嫌，成為那備受彈壓的他者之一員。聯繫著這樣一次處境互換，「一個聲音流著」，一個如小說主角這般，具有極佳抒情能力的言說主體，揣摩著那些靜默形同地景、形同消逝文明之遺物的「野蠻人」。令人悲傷的是，地方治安官出自私我情感與邏輯，對他者所做的親解，以及因此而承受的刑罰，終究未能使他，更靠近他者。他最後的見歷，只是「野蠻人」將自遠方湧來，暗影一般，覆滅帝國的文明。

Disgrace

屈辱

如寫於轉型正義後的《屈辱》（Disgrace，1999）：原大學教授魯睿，白人，因被一位黑人女學生指控強暴，拒絕向同僚組成的性平會認錯，因此辭職，離開熟悉城市，前去陌生鄉間，探視疏遠久矣的女兒，在那裡，親歷女兒慘遭一群黑人輪暴的慘劇；而帶給他更大惶惑與絕望的，是女兒對這一暴行的平靜容受，既像是承擔「原罪」，又像是參與過渡儀式，以隻身融入部族。再一次，柯慈演示的，是相對於《等待野蠻人》而言，處境互換情況更為複雜的二元結構。亦是再一次，在小說中，無論曾如何嘗試親解他者，如魯睿這般的「異鄉人」，所能確切感知的，僅是整個曾容他安逸寄生的文明，在自己餘生裡的碎裂崩塌。

在《等待野蠻人》中，柯慈將批判，抽象導向帝國詩學：

究竟是什麼讓我們無法如水裡的魚、空中的鳥、童稚的小孩那般活著？是帝國的錯！帝國創造了歷史裡的這段時間。帝國違反四時更迭那周而復始的和諧變化，將它的存在置於興盛與衰落、開始與結束、充滿災難的起伏不定的時間之上。帝國活在歷史裡，並且企圖對抗歷史，因而詛咒了自己的命運。

帝國最不義之處，在於本質上，帝國將自身存有，設想為永恆；而將撲殺異族，視為鍛造永恆的必要功業。在《屈辱》裡，柯慈亦以相似悲觀識見，聚集一切細節，將「屈辱」命題抽象化。小說裡，在一個他者林立的世間，如好望角東部這般的異域，存在著一個以焚化爐為中心的小聚落；人們生活在垃圾堆裡，拾撿周邊，販賣維生，亦靠焚燒垃圾取暖。如此自生自滅。小說主角寄生其中，以將狗安樂死、焚燒狗屍為業。餘生裡不存在寄望，只是無驚無怪地體察到：彷彿生命的常態，邁向死亡的歷程，正是生命自身，最大的屈辱。

如此，在現實中的南非，艱辛將自我鍛造成一則經典敘事的時間點前後，柯慈的小說兩相對位，並與那則經典敘事，結成遠比人們期許的更為複雜的對話關係。一方面，在上述將虛構作品命題抽象化，提升至普世性命題的不變嘗試中，我們當然都明白，藉由描述種種無解、卻又以各種形式一再複演的暴力侵奪（死亡，僅是其中最可期的一種暴力），柯慈凝視的對話起點，即是南非長期種族隔離，絕對沉痛的事實。另一方面，這樣一種純熟的西方現代小說話語形式，所一再活絡指實的，其實是相對於小說中唯一言說主體而言，一切他者的難以猜想；然而，正因這般始終自覺生疏，主體指認了另一種主體，不可輕易由「我」消解的實存。

兩者結合，柯慈小說陳明的，是一個彷彿夢魘般的南非，某種意義，是這個世界最難以消解的一種異質。似乎，終究成為南非他者的柯慈，亦提醒著所有南非的他者：請勿將南非，簡化為普世立即能解的隱喻，這其實，正是最草率的看待。因為絕對沉痛的事實，需求主體絕對漫長的時間來清理，漫長過人能世故想望的普世性，更接近永恆，直到人能豁免於政治的那天。

童偉格
1977年生，新北市人。臺大外文系畢業。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碩士。作品〈王考〉獲2002年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大獎，〈暗影〉獲2000年全國大專學生文學獎短篇小說參獎，〈躲〉獲2000年臺灣省文學獎短篇小說優選，〈我〉獲1999年臺北文學獎短篇小說評審獎，《西北雨》獲2010年臺灣文學獎圖書類長篇小說金典獎。著有短篇小說集《王考》，散文集《童話故事》，長篇小說《無傷時代》《西北雨》，舞臺劇本《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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