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人作家唯色。（攝影/白丁，照片提供/時報出版）
如同時光倒流 認識的喇嘛們向我點頭 微笑
就像是我每天都在此時進廟朝佛
如同時光倒流 數不清的藏人排著長隊
藏巴 康巴和安多 捧著哈達 握著紙幣
舉著酥油燈或者盛滿酥油的水瓶
如同時光倒流 我又沒排隊 厚顏著
像個遊客 徑直走向覺康
人頭攅動 人影搖晃 人聲訇響 金色的光芒中
我又見到了覺仁波切 伏地膜拜時不禁淚水滑落
──唯色〈回到拉薩〉，節錄自詩集《雪域的白》
樂土背後：真實西藏
藏人作家唯色新作《樂土背後：真實西藏》，罕見關於西藏優美的描述，反而多的是拉薩軍警四處站崗、藏人接二連三自焚、申請護照難如登天等情事；她筆下的西藏，是一般世人看不見的西藏。
唯色曾任《西藏文學》雜誌編輯，2003年出版散文集《西藏筆記》，被中共當局判定有「嚴重的政治錯誤」，因她拒絕承認錯誤，在此書出版、查禁一年後，遭開除職務，只得遷離拉薩，移居北京，與同為作家、鑽研西藏和新疆議題的丈夫王力雄同住。
搬到北京十二、三年了，她迄今仍未習慣，心裡殷切盼望能在拉薩多住些時日。基本上，她每年會在拉薩住兩三個月，然而，2008年3月西藏人民大規模抗暴，她只待了七天，2009年及去年亦未能回成拉薩，皆是因為局勢的緣故。唯色對於自己的「不在場」深感缺憾，甚至羞愧。因為不在場，她成了一個「他者」；因為不在場，她無從見證、無從揭露和訴說。
自2008年全藏爆發抗議以後，做為一個以記錄和見證為本的寫作者，唯色每每回到西藏，都遭遇種種限制和困厄。諷刺的是，儘管北京是中國帝都，強權的中心，數年來她亦常遭受「喝茶」、軟禁、監控等對待，然而相對在拉薩，她似乎還是自由得多。
唯色長期受跟監，行動被高度限制，筆下卻愈見勇健。她的敢言，為她贏來挪威作家聯盟頒發的「自由表達獎」、（印度）西藏記者協會頒發的「無畏言論者獎」、國際婦女傳媒基金會2010年度「新聞勇氣獎」、荷蘭2011年度「克勞斯親王獎」、美國國務院2013年度的「國際婦女勇氣獎」等多項重要國際獎項，儘管她從來無法出境親自接受表揚。
在《樂土背後》中，唯色屢屢吐露對自由的想望。儘管《西藏筆記》的出版讓她惹上大麻煩，陰影至今在心頭徘徊不去，她卻不感到後悔。「從另一方面來說，我也因禍得福，從此走上獨立寫作的道路，儘管艱辛並時有危險，卻領略到精神的自由多麼寶貴，使我深感慶幸。」
唯色說，「拉薩是我的故鄉，我一往情深。」正是這份情懷，使她堅定、不懼怕，一天天深化的民族自覺，是她最堅實的依靠。
以下是OKAPI 這次的訪談
Q：請問您尋常一天的作息大概是怎麼樣？
唯色：我是那種晚睡之人，或者說故意不睡覺的人，所以寫作與讀書通常是在下午與晚間。上午總是彷徨，似乎是要調整心情，我不是那種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能立刻進入寫作狀態的人。我願意宅在家中，臨睡前會磕至少一百零八個等身長頭（其實將近兩百個等身長頭），邊磕頭邊默誦一些佛教心咒，及祈願尊者永久住世的祈禱文等。
Q：您出生於拉薩，小時隨父母離鄉，20多歲才又回到拉薩，能否談談您對拉薩的情感？成年後選擇回到拉薩的理由是？
唯色：對於拉薩的感情，隨著時間推移愈來愈深厚，可是我卻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屬於拉薩。雖然我生在拉薩，雖然我在拉薩度過了20多年，可是人生最可塑的那些年月，我卻是在遠離拉薩但又想像拉薩的異地度過的。那麼，我的拉薩人的身分是否不存在呢？不是，在我的內心深處，我已經認可自己就是拉薩人，即使我也曾把父親的籍貫拿來當做自己的家鄉，但說實話，我在父親的德格老家所感受到的全部激情，遠遠遜於在拉薩的每日激動。
成年後選擇回到拉薩，既為鄉愁，更為詩歌。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總是覺得，只要回到拉薩，我就能寫出好詩。然而，後來我又不得不離開拉薩。而今想到拉薩，內心總是會被牽扯。這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如拉薩這般令我思念。我總是愛說，這世上沒一個地方比得上拉薩。但我也知這只是對我而言，或者對一些人而言。很多人不會這樣，因為拉薩畢竟與他們無關。
也因此，我更願意寫一部拉薩的地方志。所謂地方志，其實並不完全。我之所以選擇記錄或描寫的地方，更多的與我個人的經歷相關，尤其側重這幾年的變化和故事，而不太涉及歷史背景、典故往事之類。可以說，我所寫的地方志，只是一個人的考古史。恰如這句話：歷史成為一種地理，回憶正如考古。所以我寫的是「新編地方志」。
Q：「藏人」身分對您的意義是？什麼樣的成長背景、教育或事件，激發了您的民族／文化自覺？
唯色：「藏人」的身分對我很重要，可能更高於我詩人和作家的身分。我現在保留的詩中，最早的一首是在1984年寫的，當時我已入讀西南民族學院漢語文系，是大一生，我的同學中有十多個「少數民族」和漢人，以漢人居多。這首詩的名字是〈印──致某些人的偏見〉，依稀記得當時我與幾個漢人同學發生了爭論，我當場寫下這首詩，並用力抄寫在教室裡的黑板上，把他們都給震住了。其中有這樣的詩句：「那顆散發著／酥油糌粑味兒的印／深深烙在我心上／我不沮喪／更拒絕你冷漠的／一瞥」。現在重看這首稚嫩的詩，我驚訝的是當時18歲的自己已經有了民族意識。而且，很顯然，當想要發出自己的聲音時，我的方式是寫詩。
對於我個人來說，在我以今日的方式、風格寫作之時，我逐漸實現的是對自我的「西藏身分」的表達。而這個身分是與圖伯特的地理、歷史和文化，以及無數個博巴（藏人）的故事和身世緊緊相連的。
是的，身分認同與個人的身世、其他人的身世，乃至整個民族的身世是密切聯繫的，否則從何談起有關身分的問題？又有什麼要緊呢？
而對於個人的以及其他人的身世的重新述說，實際上也就是在恢復做為個人和群體的記憶。記憶才是最重要的，因為記憶乃是一個人、一個群體的存在之依據。而在不斷竭力的記憶之時，曾經的焦慮真的已經淡化了。可以說，如此對身世的重新述說反而是一種治療。至少對我是這樣的。
在藏區東部康地旅行時見到的宣傳看板（攝影/唯色 提供/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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