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陳佩芸）
12年後，短篇小說《縫》依然有股血的味道，陳舊，帶點鏽。
縫
《縫》為小說家張耀升於2003年初出茅廬之作，一出手便引來眾人目光，筆下世界看似陰冷晦暗，卻緊扣人性細處，探鑽幽微心理。然而小說絕版多時，時有讀者詢問、出版社洽談重新出版，張耀升卻幾番猶豫。
最後讓他下定決心的關鍵，是小說家曹麗娟和出版人陳蕙慧。「幾年前，曹麗娟重出《童女之舞》，我非常喜歡她的書，重看後感動不減反增，因此也重新思考再出《縫》的可能。因為蕙慧姐的關係，選擇群星文化，我相信這群編輯的觀點能做出超乎我能力所及的作品。」
張耀升一直是文學獎常客，在中興外文就讀期間，因看了袁哲生的《寂寞的遊戲》深受啟發，他寫下第一篇短篇小說〈伊卡勒斯〉。「《寂寞的遊戲》讓我看到，你得真的對世界有話可說，而不只是站到舞台上大聲嚷嚷。」這些語言，通常來自情感，但得轉化成讀者也聽得懂的故事，〈伊卡勒斯〉表面上寫同性之愛的進退失據，創作初衷則來自於他和奶奶的情感，「當兵時，奶奶過世，我無法休假見她最後一面，所以有很大的生死隔閡感，我把它轉化成完全不同的故事，只保留內心的情感。」〈伊卡勒斯〉獲得全國學生文學獎大專小說第一名，也讓他自此開始認真寫作。
《縫》後又隔8年，他才出版第一本長篇《彼岸的女人》。他依然秉持有話可說的初衷，寫作，但不一定出版。依據中興大學台文所副教授陳國偉的說法，《縫》裡的小說有一種透明度，沒有太多作者主觀，呈現的是一個看似冷靜的世界。針對新版《縫》，張耀升從這幾年的作品中挑出四篇與舊版《縫》調性相合的作品，補強原有題材。其中，成為收尾之作的〈鼠〉特別引人掛念，小說敘寫日據時期一位底層女人在戰事下走投無路的處境，文筆淡漠，情節不疾不徐，卻將讀者緩緩逼入死境。
2006年，張耀升因編劇工作進行田野調查時，聽聞「吃老鼠的孕婦會生下像老鼠的小孩」的傳說受到震撼，2010年寫下短篇〈鼠〉，獲得台南縣文學獎後卻一直深鎖；他想把這篇收入新版《縫》，卻被編輯反映「看了令人不舒服」，他這才意識到自己寫作上的心理狀態，「寫《縫》時我還很單純，很多邪惡的事都是想像而來，沒遇過真正的壞人。出社會後，經歷一些事，遇到一些人，讓我對人有新的體驗。」經編輯提醒，張耀升發現，在此後的寫作中，敘事者不再同情主角的遭遇，「《彼岸的女人》就有這種現象，但我一直沒發現自己有此轉變。」
如夢初醒，他決定修改〈鼠〉，讓敘事者陪在女主角身邊，感受其痛苦與暫時的解救，呈現出一種同理心。「我有段時間在創作上失去對人的同情。過去，我的作品要改編成影像時，製片總說『太黑暗，要溫情有出路』，尋找溫情與出路的改編方式通常失敗，我不知道如何從作品中找出路。」但改寫〈鼠〉的過程中他發現，「不需要給溫暖給出路，只要改變敘事者的『態度』。」
（攝影/陳佩芸）
12年來，〈縫〉曾被改編為公視人生劇展《我的阿嬤是鬼》，也被張耀升自己改為動畫短片《縫》。書中的〈鮮肉餅〉則被改編為公視學生劇展同名作品，〈藍色項圈〉更有多達四、五個改編劇本。這幾年，張耀升漸漸將創作重心遷往影視圈，寫劇本，也拍片，更演戲。「我們可能覺得文學讀者跑掉了，但他們能跑去哪？文學人口的比例應該不會差很多，除非人類基因都換了嘛。愛看電影的人並沒有變少，所以我嘗試把小說拍成影像，讓兩邊的受眾有交流，互相影響。」他發現，電影圈非常缺故事，製片人普遍不讀台灣小說，甚至會問張大春是哪個朝代的人。於是，他乾脆從自己的作品做起。
編劇工作讓他溫飽，也讓他發現台灣小說的致命傷，「寫小說的收入太低，根本沒有本錢做田野調查，這問題很嚴重，所以我很鼓勵台灣小說家都來當編劇。」他以畢飛宇小說《推拿》為例，作者在盲人按摩院觀察了一年多，才能如此深入盲人的生命，帶讀者看到這麼多細節，「但一年沒收入，誰辦得到？台灣作家為什麼無法寫出《推拿》這樣的作品？不是我們文筆差或小說技術不好，或人文關懷不夠深刻，是我們沒辦法花一年只做這件事。」
相較之下，田野調查是編劇工作的起手式。他說，電影公司會要求寫作之前做田調，也會付薪資，「他們需要真的可以拍出來的東西，拍片是很真實的挑戰，你無法避開細節。」如果寫作就是有話想說，台灣文壇其實還有太多話沒說出口，張耀升說，「台灣有很多值得寫的小說題材，比如大埔張藥房或RCA汙染事件，這麼多不公不義之事卻沒人寫，在日本早就變成社會派的推理小說了。」
能寫、能演、能導，跨界尋找各種表達方式，張耀升對於這世界能說的話，也許比他想像的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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