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鑑識科學、法醫，在二十世紀90年代以前，只是偵探推理作品中的迷你配角，這類專家在故事中露臉的機會，遠低於警察。有時，作者甚至乾脆省略這些「專才」角色，將鑑識與法醫的權責任務，分封給故事中的角色擔綱，例如，家庭醫師兼任死亡時間判定者，偵探兼任刑事科學鑑定員等。連在罪案影集或電影中，這些「專才」鏡頭不但少得可憐，有時還淪落到「只聞其聲不見其人」。

1990年，擔任過法醫檢驗紀錄員的派翠西亞．康薇爾，創作了以法醫凱．史卡佩塔為主角的推理小說：《屍體會說話》，這是正視法醫價值的首例。待到1997年，由法醫凱絲．萊克斯以法醫體質人類學家唐普．布蘭納博士為主角的《聽！骨頭在說話》後，「法醫」才逐漸告別苦情的龍套身分，逐步登上推裡懸疑作品的舞台。

進入本世紀，推理懸疑作品開始認識法醫、刑事鑑定等專家角色的重要性。就以2000年的《CSI》、2003年《NCIS》，與1990年代拍攝的《Law & Order》系列相比，法醫、刑事科學的角色份量，明顯加厚加深。2005年，美國FOX電視影集《Bones》（改編凱絲．萊克斯作品）推出後，類似影集，開始興起法醫參與辦案。2011年的《Body of Proof》，更是直接以法醫為故事主角。

法醫，是什麼？台灣，有沒有法醫？如何產生？

我最貼近法醫的經驗，是在醫院大樓地下室的解剖教室。

進入教室的那一段路徑，非常「法醫」：化學藥劑的嗆鼻味道，轟隆隆的發電機、壓縮機的聲音，一旁冰庫滲漏出的陣陣寒氣，走廊旁壞掉的桌椅，廢棄的塑膠桶，天花板上裸露著電線和日光燈座的遺痕。進入解剖室，蒼白的光線照亮慘綠色的瓷磚牆壁，土黃色的地磚上留著斑駁的血跡，水泥水槽後方連著銀灰色的不鏽鋼高台。

不鏽鋼台四周有六名人員，手術服的外頭，罩著一件淡黃色的收袖口塑膠衣；臉上全罩式的塑膠護具；雙手疊套至少三層手套。六個人，一人持刀、一人傳遞器具、一人進行文書記錄，一台相機、一架攝影機，還有一人雙手抱胸一旁監督。

這是醫學院的一堂病理課，我跟法醫學生一同聽課。
「死亡，是個過程。」課堂上老師強調，「人，從活著到死亡，會經歷很多不可思議的過程；在眾多的經歷中，必然有『一個』經歷開啟了那不可逆、直奔死亡的閘口。法醫的工作，就是在找尋關鍵的那一個『point of no return』。」

致死原因的鑑定與判斷，不是通識不是常識不是一般生活知識，更不是隨便亂想就是。死亡鑑定，奠基於法醫學與病理學的專業知識，是個與「活人的醫學」截然不同的醫學專業領域。

在2005年《法醫師法》通過前，台灣法醫師是由醫師轉任或兼任，有意願投身從事法醫師者寥寥無幾。政府曾經採取各種方式：出國留學獎助、增加津貼補助等等，希望增加台灣法醫人員，卻徒勞無功。

2006年底《法醫師法》上路，規定只有兩種資格可以取得法醫師執照：第一是、法醫學研究所畢業，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領有畢業證書者。第二是，領有醫師、牙醫師、中醫師證書，習修法醫學程，並經法醫實習期滿、成績及格，或經國內外法醫部門一年以上法醫專業訓練，領有證明文件者。台灣的專任法醫制度，由此開始確立。目前，台灣主要的法醫養成單位，是台灣大學醫學院法醫研究所，學生必須經歷六年170個專業學分的修練，以及兩年的實習，才得取得資格。

法醫的看診對象是屍體，屍體不會自行到診間掛號，所以法醫必須上山下海的出診去。管他深山、海邊、路上、河裡，白天、晚上，只要有屍體召喚，就隨傳隨到，其艱辛，等同ON CALL的急症醫生。很多時候，等著法醫的，是浮腫腐敗的屍體，甚至不成人形的屍塊或白骨。解剖驗屍，是個講時效，跟時間賽跑的工作，法醫必須搶在屍體發生變化前，取得足夠判斷死因、協助警方緝凶的證據。

隨著科學的發展，推理懸疑作品的推波助瀾，司法人權的訴求，「法醫」這個行業，終於從不起眼的「仵作」、「開死亡證明」，驗明正身成為舉足輕重而專業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