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冬陽
在《被謀殺的城市》這部帶點迷幻色彩的推理小說裡，有個極為特別又迷人的舞台──「貝澤爾」與「烏廓瑪」，位於東歐未知角落的一對雙子城。讀者們不必勞心在地圖上探找、或在Google輸入關鍵字試圖搜尋人口多少土地多大風景多好云云，我相信這是作者柴納．米耶維的精心設計，寫實與虛構交雜，就像美國詩人暨小說家艾德格．愛倫．坡，寫出推理小說大半基礎的驚人之作〈莫爾格街凶殺案〉，故事發生地竟然是他從沒到過的花都巴黎。相較起來，柯南．道爾似乎就誠懇負責多了。鼎鼎大名的名偵探夏洛克．福爾摩斯，雖然曾接下波希米亞王儲的委託、處理過美國摩門教徒的求助，不過抄寫文件賺大錢的紅髮男、囫圇吞下寶石的肥鵝、遭竊的海軍機密文件，都是發生在倫敦的神祕事件，福爾摩斯與華生能從住處下樓隨手一招馬車便趕赴案發現場（或者自己當起馬車伕來），百年前的倫敦風情至今仍歷歷在目。只不過，柯南．道爾還是藏了一手，那個年頭貝格街可還沒有221B這個門牌與屋舍啊。
晨星餐廳與火焰餐廳倒是有的，位在上個月遭珊迪颶風襲擊的紐約（但，印象中似乎已於金融風暴那個時間前後結束營業？），那個蘊藏「八百萬種死法」之城。我很喜歡出版社為作家勞倫斯．卜洛克取的稱號「紐約犯罪行吟詩人」，點出了作家與城市的關係，以及讀者閱讀的角度，推理小說並非充斥著謀殺而已，又或者，這表示我們可以在冷硬派社會派古典解謎等標籤分類之外，找到更方便進入故事的一條路。
路肯定不只一條，住在波士頓的丹尼斯．勒翰，在《神祕河流》中讓三個男人並肩走，從過去走到現在，從同伴走向敵對，無可逃避地面對緊緊依附在自己人生上頭的死亡與罪惡。生活在這城裡的人，才是故事的核心，而不是私家偵探或警察──他們充其量是解決事件時方便的身分或力量，小說讀者慣常依附的觀點，卻無法真正理解捲入事件中的人們的掙扎、徬徨、憤怒與恐懼。
因此，在日本橋警署工作的刑警加賀恭一郎眼中，尤其當自己換了服務單位、初進入新的工作場域時，他是個「新參者」，意指初來乍到的局外人，既保留了外來者的客觀疏離，又順勢從融入當地社區的角度，去揣想同為「新參者」的遇害女性種種可能惹來殺身之禍的原因。故事的舞台人形町只是東京的一小塊、花一個下午便能走遍的區域，但握有解謎之鑰的並非哪個絕頂聰明的大偵探，更像是拼圖般散落在當地許多人的手裡，只能耐心地一片片找齊，真相方能水落石出。
有多少片拼圖？與多少人有關？在同一座東京城裡，宮部美幸動用了四十三個角色、累積一千四百頁篇幅，來組成一個講述城市與謀殺的巨篇故事。從書名《模仿犯》來看，容易誤會這是個講述犯罪者的故事而已，但凡被害者、嫌疑人、警方、媒體、凶手及相關親屬等，作者幾乎面面俱到地顧及了，讓這城裡的人自己說屬於這城裡的故事。
然而，城裡的住民並非全都生於此城，松本清張的《砂之器》便利用人物的移動，以發生在東京某電車調度場的謀殺案為起點，串起秋田、大阪、京都、名古屋、島根等數個大小城鎮，從往返奔波中找尋另一種城市故事：外來者與城市的關係。抱持著怎樣的複雜心情？經歷過怎樣的坎坷遭遇？何以萌生殘酷的殺意？在這樣的變化當中，城市扮演了怎樣的作用？
我們或許不必遠觀，盡看他城，劇作家紀蔚然放眼台北，寫下《私家偵探》。台灣可能特別一點，這片土地不大，寫台北或許已容納了整個台灣──這不是懷抱莫名優越感的說法，而是指文化上，或說是「台灣人之於推理小說」上。不信？作家如是說：「小說裡尋奇探秘的複雜心理解析或哲理揣臆均不適用於單純、直腸子、無城府的台灣人。別誤會，台灣人心機忒重，但若一切欲望那麼乾脆地舖在臉上或流瀉於字裡行間，就談不上心機了。......台灣的兇手大都屬衝動型罪犯，愚昧淺薄笨到天邊，其動機不出金錢、感情、宿怨三個俗套因素：財殺、情殺、仇殺。除了政治謀殺，台灣鮮有破解不了的懸案。」這說法不敢說能令所有人百分百贊同，但在這基礎上卻也覓得了台灣特有的城市與推理故事的關係。
若是這座城市，是地圖上沒有，完完全全來自作者的虛構想像呢？來看看艾西莫夫的《鋼穴》吧。那是個機器人與人類共存的未來世界，城市的意義似乎沒太大的改變，但「機器人遭謀殺」這樣的故事卻是現在不會有的。如此一來，城市與人的關係會發生怎樣的改變？又會為謀殺故事帶來怎樣的發展？
當我們打破類型、文化與年代，以「城市與推理」為題尋覓一份不一樣的書單，或許能帶給自己意想不到的閱讀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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