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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大偉:我只想以側面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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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大偉
(攝影/但以理)

「我不想讓別人看到自己的正面,我喜歡給別人看側面。」那天坐定不多久,與紀大偉聊起重新集結出版的《膜》,他這麼說。

膜【限量親筆簽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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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其實沒有想過要再出這本書,我也很好奇出版社為什麼想重出。但我想,最近很多九○年代的經典一一重新上市,像《荒人手記》《迷路的詩》等等,應該是編輯人希望與現在的年輕讀者一起回顧那個時代,畢竟那是一個世代共同的文學記憶。」

身為酷兒文學/同志文學開疆拓土的先驅之一,相隔十餘年再度現世的《膜》,螢亮的書腰上大剌剌地宣示著「老字號酷兒小說家」。紀大偉坦承,現在的文學寫作,從題材到環境,從讀者到作者,都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過去的讀者,不論是同志或非同志,他們會將很多情感寄託在文學上,但現在不見得了。」而他自己,在旅美居住的十年來,除了偶見於報章媒體的書評導讀之外,近乎再無其他新作問世。「你問我為什麼沒有再寫新的作品,其中一個原因是我不想出自己的書。」紀大偉表示,文學創作的傳統,小說容易讓人對號入座,散文則需要直接面對讀者,兩者都不是他想要的。「當然你也可以瞎掰,或是戴個假面具。可是我甚至連面具都不想戴。」他說,這是個性使然。

一九九九年,紀大偉在取得台大外文所碩士後,決定赴美攻讀比較文學博士。彼時他所出版的作品,不論是當年的《膜》,抑或是《感官世界》《戀物癖》等,紀大偉選擇用更冷眼、更抽離的態度,描述著那些當年近乎禁忌隱晦的情節,有別於其他創作者自我耽溺的呢喃,樹起了一股與眾不同的迷人氣息,於文學界激起了一波波的漣漪。而他卻毅然決然地捨下才剛起步的作家生涯,飛向自己另一個階段的人生。

「我從小到大最期待的事情就是開學或轉學,那代表一個全然的新開始。假如那時候留在台灣,會讓我坐立不安。」對紀大偉來說,他要的不只是不斷地求新求變,更是要徹底地與過去切割。「所以我並沒有特別看待自己以前的作品,因為我一直想做新的東西與新的題目。而且我覺得自己那時能做的、想做的,好像已經差不多了,就算再寫也只是延續,我比較希望能改做別的事情。」

於是他擱下成形中的文學現場,轉而投身進入他的研究生涯,一去就是十年。這十年當中,紀大偉並非全然不牽掛那開始吐出芽苗的種子,只是換了一種更寬廣的耕耘方式。回到國內,在研究所執起教鞭,他褪下了作家的外衣,披上了學者的袍子。「很多人提醒我說,應該要好好經營自己有的東西,而不是好像犁了幾畝田之後就跑走,也不管它上頭長了什麼東西。」但他清楚自己開耕了一畝什麼樣的田,也知曉自己相較於其他人更熟悉其中的梗概,這使得他在同志議題的領域上,選擇由創作轉向學術,路程可能更艱辛,但成果與影響卻能夠更加豐碩。

「我覺得人應該要在適當的時間、適當的位置上,做適當的事情。對我來說,研究與創作都在我大腦的同一區,只是表面不一樣、見諸的材質不一樣,但地基是一樣的。」紀大偉認為,學術研究與個人創作當然有並重的可能,但是這兩種同樣耗神的全職工作,不論何者,每個人每天能生產的可用量終究相當有限,在認清這個現實限制之後,他反而更篤定了自己的位置。

「寫小說與做論文,對我都是同等焦慮、掏心挖肺且耗費體力的事。」紀大偉知道,個人創作不論再怎麼閃避,永遠都有投射與指稱的危險,這終究違背了他渴望背轉過身的初衷。「但一般讀者不會在學術專書裡看到『我』,所以我可以保持神祕感。」

與其說現在的紀大偉不再往作家之路上推進,倒不如說他以此基礎,來拓寬自己的界限。「我覺得我目前不是處在一個很大的高度上,將來如果還要寫小說,勢必要超越現在的高度。但我更希望未來自己寫的學術專書,不論是同志文學史或是身體研究的論述,都可以讓眾多研究者認為那是值得一讀再讀的。」紀大偉期許自己要在五年內寫出這樣的作品。「這會花上很大的精神,就像經營長篇小說一樣。」

紀大偉想了想,笑著問這樣講是不是很遜?他反覆地叨念著,總覺得好像該回答,我要投身寫小說,這樣才對。

「我會不會變成是所有受訪者裡,對自己的創作最疏離的人?」紀大偉這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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