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新經典文化提供）
迷路的詩
現實仍然荒涼蠻暴，文學可以是觀音，也可以是罌粟。重要的是，在建中所度過的成年前的時光，貪婪吸收各式文化養分，楊照完全知道那意義是什麼――在一成不變的環境裡，幫人們打開一扇窗戶，原來世界不是非得這樣或那樣，「在某些異質的個人或集體心靈裡，潛藏著另一種秩序湧動成形的可能」，而這切換視野的可能，正是詩的誘惑所在。
《迷路的詩》寫校園內反抗權威作弄大人的行徑、種種或即或離的困澀愛情、任文字造成的哀愁攫獲自己，而愛情或閱讀，皆是越界、試探大人世界的方式。雖然，精心策劃的校刊惡作劇，就讓他產生了可能被留級或退學的恐懼。一個少年所能承擔控制的，比他自己想的，要小得多。
一次，少年楊照在麗水街書店榻榻米上盤腿讀詩，綠制服女孩Z因為沙特逝世的消息，跑來找人談談。在那兩個小時存在主義的談論裡，少年內心浮動難去的，卻是女孩甫一出現時，自己忽然站起，久坐麻痺的雙腿一時穩不住而跌了一大跤，那等醜劣的模樣，以及女孩前來扶住自己時，異性陌生的體溫……
當時，和好幾個不同女孩討論文學的楊照，喜歡的不是輕盈、健康、明朗的作品，而是彆扭、陰鬱，「像一個愛著卻不知如何表達愛的少年」，「在焦躁、苦惱的深淵裡」。青春與詩，最大程度的共鳴在這裡。青春裡有那麼多的，思想不能包覆掌握的朦朧地帶，像詩在心上撕出的毛邊。讀〈石室之死亡〉，對於「聲音如雪，冷得沒有什麼含意」、「某些事物猥瀆得可愛」等等被目為難解的句子，他想到的是黃制服女孩Y，Y說，高三只接他一個人的電話，因為只有他不會讓她分心……，哦，這是鐵蒺藜塗了蜜。
那麼，「詩人楊照」究竟是何時消失的？楊照說，原來停止寫詩，理由單純直截不過。七十年代末，「從報端上仔仔細細一字一句讀完軍法大審的紀錄，發現自己的心跳不再搭得上詩的沉緩抒情韻律了」。直到1984年初，他讀到了楊牧〈有人問我公理與正義的問題〉，讀完的瞬刻，他雖動容，卻也同時省悟，「詩人無法回答最簡單的公理與正義存不存在的懷疑」，詩所提供的溫暖，仍不能遏止時代的寒意的滲透。可是，多年以後，回首這段經驗，楊照說：「在明明寒冷的氣氛裡紮起一點虛構、有限的溫暖。」是的，詩仍然給我們溫暖，這溫暖仍然有限，它仍不負責提供一個堅實、可被驗證的解答，可是楊照看文學與社會的角度不一樣了。一如年輕詩人鯨向海詩作〈愛斯基摩人〉，「發顫的遊客在外觀望 / 怎能知道 / 這裡的孤獨其實很溫暖」。
為了詩
《迷路的詩》重新出版，仍被定位在給年輕人閱讀、讓不同世代叛逆青春有碰撞機會。備受讚揚的書封，秋綠底子，教室、書包的影像，微涼一如追憶。楊照倒是提出，也許，也可以有另一種閱讀視角：這本書可以是一冊懺情錄，和與他年紀相仿、經驗過閉塞戒嚴時期且曾經尋覓一點異樣空氣的人們對話。新版增加了楊照在建中演講的講稿〈詩與少年時光〉，以及同樣出身建中的鯨向海的感想文章，曾經的詩人與現役的詩人有了交集；鯨向海文末寫著，「向當年那位熱愛詩的少年致意」――是向少年楊照，也是向少年的他自己。
騷動不安的島嶼，詩似乎在近來的社會抗爭中，又試圖發揮能量。楊照樂見其成，但是，他仍然認為，中文詩缺乏堅定、源遠的社會寫實傳統，它本是以抒情為正宗，於是那些少數的社會詩當中更少數的佳作，就成為文學史課本上反覆的例證，其整體成績，卻不能跟厚實、深沉、優美兼具的抒情詩世界相提並論。
經歷過純美天真的少年叛逆詩人時期，經歷過被現實嚴峻秋意倏然剝掉國王新衣的憤怒青年時期，《迷路的詩》以後的楊照，像是要護守那一點有限的溫暖一樣，他說：「我更願意把詩保留給自我，保留給內向的、抒情的那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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