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克魯曼在2008年，給了我們兩個更加關注他的理由，其中之一，是他得到了今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獎理由為「為了他對貿易模式與經濟活動區域理論的成就。」。但對於大眾來說，克魯曼的影響力不只如此而已。

　　確實，他在整合國際貿易與經濟地理學之後，對於當代國際貿易所提出的解釋，到目前為止不只是這領域的開創者，他的理論也依舊為學院內的主流，因為他的理論也是最能完整，能為經濟全球化與全球各地城市化這些現象提出經濟解釋的理論。不過，除了作為學院內富享大名的一個學者之外，他也以一個經濟評論者的身份活躍在大眾眼前。

　　在他得獎時候，全球各大媒體對於他的讚譽之詞，更多是放在這個面向，以一般大眾為對象所撰寫的文章和書籍，能以清晰也充滿閱讀樂趣的方式，為大眾解釋這些讓多數人難求甚解甚至避而遠之的經濟理論與現象，這也許是克魯曼更大的成就與重要性。近來一篇由《Business Standard》雜誌專欄作家Shreekant Sambrani撰寫的文章〈Importance of Being Krugman〉裡，特別指出這點，克魯曼曾在文章裡只用了七十個常見的單字，簡明的句型，就讓一般大眾能夠清楚2008當前這場金融海嘯的成因與輪廓。

　　克魯曼在這些以大眾為對象的文章與書裡，他除了展現這種翻譯轉述自己經濟概念的才華之外，他在對當前現實局勢作評論時，也從不虛以委蛇模糊籠統，他勇於直接提出建議的作法與方向，在1994年，當時亞洲的經濟爆炸性地增長，全球流行的句型是「21世紀是亞洲的世紀」。他一篇發表在美國著名雜誌《Foreign Affairs》的文章〈亞洲奇蹟的神話〉（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明白提出亞洲當時的榮景，來自於勞動力和注入資本的增加，並不是技術進步、生產率提高的結果，這只屬投入型增長，這座「建在沙上的城堡」很可能會崩潰。這篇文章在當時引發了很大的反對意見，但後來的亞洲金融風暴發生之後，證明了他的觀察，也讓他在經濟評論上，享有國際性的名聲。

　　關於這些觀察，在他1999年出版的著作《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之中，他更完整地為讀者解說，這本書有中譯本《失靈的年代─克魯曼看蕭條經濟》出版，與《沿街叫賣的繁榮》（一併，該是今年之前，對中文讀者影響最大的兩本克魯曼著作。

　　其實克魯曼在2000年之後，也提出了對於油價結構等能源價格影響經濟的警告，幸也不幸，這位對於當前全球化貿易景觀特別專業的經濟評論者所提出的分析與警訊，在去年至今年初也確實發生了。

　　在他1999年出版的《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之中，他針對資金流動的可能問題，也說明了投入型經濟成長的危險，以及華爾街那些針對金融商品的「研發」所隱含瀕臨爆發的風險，提出他的警告與解說，這些放在2008年發生的金融海嘯上，又是足供參考的先聲，「再度」一時洛陽紙貴。出版社決定重出這本書，但克魯曼加上了三個章節的新內容，正是符合多數讀者的期待，完全針對眼前的這場金融海嘯，他不只再次提綱擘領，讓我們讀一本就能通曉之中關鍵，他也對後續可能的效應，與因應措施，提出了他的觀察。

　　當前，這位被認為在市場經濟立場上，接近凱恩斯的經濟學人，更是對美國歐巴馬新政府的經濟分針有著前大的影響力。接下來十年，這位少見的既能用於學院之內，也能面對大眾開示；既能建立理論模型，又持續關注與評論具體現實經濟問題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的觀點與意見，對於我們這個經濟全球化已成型的世界，都將發揮作用，伴隨著景氣與物價，那麼靠近我們的生活。透過這些著作，也將持續引領著我們找到今天的舉措，去為自己找到一個更堪期待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