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龍城寨全景（提供/香港中華書局）
燈火通明的店舖，過去是白粉的主要供應地，黃賭毒在這兒有它們的地盤。不遠的地方，轉過幾個街角，就是我們的朋友童年嬉戲之地、快樂自由的空間。妓女在一邊出沒，另一邊有神父講道、給貧民派奶粉。社工正在進行輔導工作；吸毒的人蹲在梯間吞雲吐霧。放映老幼咸宜電影的戲院，晚上變成表演脫衣舞的場所。這是一個混雜的空間、一個不容易一概而論的空間，一個看來可怕但又那麼多人嘗試正常地生活下去的一個空間。就像香港。
──也斯，〈九龍城寨：我們的空間〉
黑暗之城：九龍城寨的日與夜
問起童年住在城寨時有過什麼可怕的記憶，《黑暗之城：九龍城寨的日與夜》譯者與採訪者之一朱一心想了又想，方說起一段往事。
「我小時候有過一隻狗Lucky，每天陪我一起上學。有天早上，我和鄰居朋友們像平常一樣走路去學校。城寨外觀看起來像是一大塊封閉的四方體，其實到處都有小小的出入口，是房子和房子隨便搭出來的空隙。那天我們經過其中一個入口，那裡站著一個男人，我們不知道他想幹嘛，也沒理他。沒想到他拿條繩子一箍、一拉，就把Lucky箍走了。速度快得不得了。」年幼的朱一心驚得瞠目結舌，趕緊回家喊來哥哥進到城寨裡找狗。「哥哥和他的朋友們帶我去到一個地方，我走到一半，低頭一看，地上有個盆，盆裡有顆狗頭掛在那裡。我哥說：『沒辦法找了，哪知道哪隻狗是妳的，被抓走了。』」
如此驚悚血腥的昔日畫面，朱一心說來，口吻卻是淡淡。即使城寨讓她失了狗，讓她哥哥日後染上毒癮，讓她在成長過程中，比城寨以外的同齡友伴見過更多非法的、底層的污穢，而今再提起城寨，卻未見一絲不堪回首的厭惡；雖不至於滿懷想念，言語中仍有諸多溫馨。那是只有與城寨緊密相連過的人，才能理解的獨特情感。
九龍城寨外觀（提供/香港中華書局）
《黑暗之城》譯者與採訪者朱一心（攝影/林怡亭）
無論清拆前或清拆後，九龍城寨都是香港史上一筆黑暗傳奇。這顆過往不可說、也動不得的毒瘤，彼時是著名的三不管地帶──英國不想管、中國不能管、港英政府不敢管。「以前有過一個說法：假如你在外頭犯了罪，只要躲進城寨就沒事了。誰也不能進來抓你。」宛如電影的情節，仍在這處占地0.026平方公里、高峰時期居住三萬五千餘人、至今保持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紀錄的區域裡不時上演。城寨之擁擠，換算起來，等於在一塊標準籃球場大小的土地上，就住了五百多人。
溯及九龍城寨的歷史，最早可上至中國宋朝，然真要形成後續「有機的巨大結構」的初步規模，約莫是在1847年清朝政府的擴建落成。及至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簽訂，九龍半島與新界成為英國殖民地，唯九龍城寨仍歸清朝統治。隨後漫長近百年的歷史，因戰爭與主權的分劃，城寨遂成為中英兩國的外交爭議點；在這妾身難明的爭議之下，註定讓城寨走上無政府的「自由發展」之路。
城寨的自由發展，要說是內外並行，也無不可。三不管與無政府，讓城寨內裡「黃賭毒」盛行，狗肉食堂滿街巷，墮入罪惡輪迴。城寨自體也隨著難民的移入，房屋恣意生長，唯因中間有天井，是整座城寨唯一可有陽光射入的地方，是以寨內房舍再怎麼樣也不至讓天井填滿。城寨外圍原本有條護城河，河乾了，填平之後，隨之蓋了各式各樣的唐樓、屋邨、鐵皮屋。小時候的朱一心就住在那一帶的西頭村，她說自己不算真正的「寨民」，然她的生活日常，卻也與城寨息息相關。
City of Darkness Revisited
「以前都直接穿過城寨去上學，走小路比較快；也有同學住在城寨，常常到同學家去玩。」上學切寨內，放學走城外，因為外圍有許多吃食小店，一路買一路吃一路走回家。直到中學畢業搬離，朱一心大概在城寨住了十年。此後到1987年港府宣布清拆城寨之前，她都不曾再回到城寨一步。及至2013年英國人林保賢（Ian Lambot）為了出版《City of Darkness Revisited》（再訪黑暗之城）找上她協助增補採訪，才又重新將她拉回九龍城寨的時空。
「五、六○年代的城寨真的很恐怖，冬天早上上學時，會看到有人凍死在路旁。很多做搬運工人的阿叔瘦得皮包骨，每天在我們稱之為『電站』的光明街，蹲在地上排隊買白粉，隊伍很長很長。」這些苦力是1949年從中國逃到香港的潮州人，他們去不了更遠的他鄉，也回不到故鄉，只有城寨能夠棲身。「他們買白粉不是要吸毒過癮，是為了提神，好做更多工。」
難民苦力、吸毒者、狗肉販子，還有妓女，以及沒有執照的醫生。將這些見不得光的人一字排開，不 僅為城寨增添一抹幽暗，也令城寨更加惡名昭彰。「但對我們來說，城寨是很安全、很溫暖的。」童年時期總是呼朋引伴，竄屋巷、串門子、爬天台、看賽鴿，「對小孩來說，那真是毫無拘束的地方。每一座樓梯與樓梯之間都有角度，你可以自己或者和朋友窩在那裡，整個世界都是你的。」無盡增生的房舍是孩子們捉迷藏的聖地，而居民們都住在各自的迷宮裡。「我有個同學住在城寨另一頭，你真的不知道她家要怎麼穿樓梯上去，每次都是莫名其妙走到的。」城寨沒有一條路是直的，房 子幾乎都亂蓋，相互支撐不垮台，「幾乎是有空氣的地方就長出一個房子。」朱一心笑道。
（提供/香港中華書局）
或許愈是惡劣的環境，愈可見出人性的良善。例如會在停電時陪小孩、背老人上樓的郵差；或見你擔水吃重搖晃，主動助上一臂之力的鄰人；以及左鄰右舍相互照看孩子的師奶。「城寨的確有很多的壞，但它也把人的真善美發揮出來。」也有想組織文社但在外租不起地方的青年們，城寨提供了低廉的空間，孕育他們在其中寫詩談文；或是來自中國的逃難醫生，只能在城寨開起黑市門診，只要夠勤奮，終有一天還是能出到城寨以外，重返光明社會。「很多人都很感謝城寨給了他們一個安身之所，讓他們重新打造自己。沒有城寨，他們根本連生存都有困難。」朱一心細數之後沉默半晌，「所以當城寨一清拆，也把這些人的關係與人情全拆了。」
「我很想把這個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重新告訴香港人：我們有過城寨，這裡有很多很多故事。它曾經是最卑微的人生活的地方，也是最豐富的地方。」寨民們有些來來去去，有些在此終老一生，或窮途，或潦倒，無分正邪貧富，城寨全部一視同仁。「很多人一出城寨、走進香港這座大城市，就感到格格不入。但他們回到城寨就覺得很舒服，沒人看不起他們。」城寨是一座永遠的家。「我覺得應該要讓香港人知道，就算是黑暗之城，也有著特別的光輝，有如此美善的人事物。要試著從多角度去看一個地方，去學習如何包容。」
城寨已拆20年，問朱一心是否感到可惜，她想了想，搖搖頭。畢竟城寨內部的髒亂複雜，絕非一般規章可以應付，那不是非寨民的人們單憑獵奇眼光便可管理的。「不是什麼『唯一』都要保留。它的環境實在太惡劣了，當權者一定會想辦法把它弄掉。」然即使建物已不復存，城寨確是香港歷史的一部分，是香港城市與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那是不應該忘記的。」朱一心如是說。
（提供/香港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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