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索
照片中的強納森‧法蘭岑（Jonathan Franzen）一貫戴著黑框眼鏡，滿臉鬍渣、穿著隨意，他很少笑，眉頭糾結。其人其文頗有音樂家亨德密特作品《四種氣質》之四樂章：憂鬱、暴躁、冷靜、憤怒。
如何獨處：偉大的美國小說家 強納森‧法蘭岑的社會凝視
獨處是刑罰極殘忍的手段，囚犯被單獨監禁有可能陷入崩潰或自戕。但也有例外，精神分析學教授法蘭克曾被關在奧許維茲集中營，他說，集中營視人為待屠牲口，人如羊群任人驅趕，大家都往隊伍中心擠，因為擠在中間可避免挨揍。然而嚴密監視下的俘虜企盼隱私與孤獨。他因看守病患得以在太平間坑口，每次偷偷靜處五分鐘望著遠山，即使身邊死屍爬滿跳蚤，他也喜悅無比。
從《聖經》所載，耶穌遇難解之事即離開眾人，獨自往山園祈禱，而天主會顯聖啟示。宗教中的閉關、避靜、退省均以獨處的方式，產生一種天人合一或敬畏之情。但人的內心世界何其複雜，甚而荒無，凡人要獨對內在那個身兼原告、被告、法官三重身分的「自我」交鋒，承受交煎究責談何容易。莎士比亞作品中，除了哈姆雷特著名的獨白「to be or not to be」；理查三世預謀犯罪時反覆自語：「噢！懦弱的良心，你這麼的逼我，我冷汗浹背，心驚膽戰，我到底怕什麼？怕我自己嗎？那麼逃吧！怎麼逃，逃離我自己嗎？」
人偏偏最無所逃避的正是自己。人的良心常被譬喻成一種聲音，是從孤寂的心靈狀態所發出。傳教士兼心理學家布魯諾．古德曼從非洲語找到一近似「良心」的詞彙是「被自家屋裡的木柱打死」。佛洛依德提出的「深層心理學」主張：良心是從小孩起就存在的「父親情結」，這理論只論及男孩。法蘭岑原是父親的支流，他不諱言長期活在父親的陰影下。他從小是老靈魂，父母年紀很大才生下他，因此法蘭岑的社會化過程多是與大人互動而來。
法蘭岑的父親是美國中西部守舊範模，那一代人堅持努力工作及無愧良心的價值體系。「良心」正是法蘭岑整體作品的核心主題，他偏愛探究複雜的家庭倫理道德，小說不乏他原生家庭及失敗的婚姻關係所遺留的壓抑、負罪感、矛盾與焦慮心影。艾莉絲‧孟若尚未得諾貝爾文學獎時，法蘭岑就曾在另一本隨筆《遠去》（Farther Away）為她抱屈「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專寫日常生活微塵眾的孟若被譽為當代契訶夫，她與法蘭岑的創作脈絡是承自十九世紀的寫實主義大師。當時俄羅斯文學的偉大主題即是「一個人應當怎樣生活」。
《如何獨處》談隱私、閱讀、文學的篇章描述一個作家與世俗喧囂的奮戰，論述隱私與公共空間相互漫漶的辯證最為精采。他說自己的「隱私感」不但會把「公」隔絕於「私」之外，也會阻止「私」進入「公」的大門。「一旦覺得兩者的界線遭到破壞，我心裡那隻邊境牧羊犬就會苦惱地大叫。」他對公共空間遭受侵犯的感受極為強烈，例如有人拉開拉鍊小便，把隱私攤在眾人面前時，他覺得自己才是受到侵犯的人。
他強烈反感美國電視所宣揚的消費主義，疾呼美國人只看電視，不讀亨利．詹姆斯，世界若脫離文學信仰（就其而言），不啻如末日。他對文學讀者消失，嚴肅小說乏人問津感到絕望。不過，何止普通讀者不讀文學作品，蘇珊‧桑塔格曾說，某次與奈波爾談及喜愛的一本十九世紀英國知名小說，認為他肯定欽佩此名作，未料奈波爾說沒讀過，並對她露出驚訝神色而堅決補充：「蘇珊，我是一名作家，不是一名讀者。」
作家童年普遍共同點是與書本獨處。〈自尋煩惱〉篇中，研究文學閱讀的社會科學家雪莉‧布萊絲‧海斯粗分兩類讀者為「習慣塑造型」與「社交孤立型」。海斯將法蘭岑歸為「社交孤立型」，這一型讀者更有可能成為作家，因為他們從小生命中的重要對話是與書中的作者進行。「內容扎實的作家被視為反社會的特質，無論是詹姆斯‧喬伊思的放逐，還是沙林傑的隱居都源於社交孤立。」法蘭岑覺得被看到靈魂深處，辨識出真實面貌而雀躍，他說，終於明白了這就是他寫作的理由。
作家桑德斯曾描述早期在紐約曾分別與華萊士、法蘭岑、本‧馬庫斯有過三四回真心激烈的昏天暗地交談，談論「什麼是小說的終極渴望？」他們認為明擺的是情感小說。「可我們怎麼操作，我們怎麼實現，是否還有什麼等待發現的？」他們熱切地歸納出兩種想望：一、寫有道德分量的小說，而不是，或不單純是追求技巧或腦力遊戲；二、同時不能俗氣、感傷或反動。
而後法蘭岑憂心忡忡郊區時代的電子文化水位上升，每個作家成了孤島。「寫作及閱讀已成為嚴峻的責任，但報酬微薄，如果做起來毫無樂趣就兩者都沒有必要做。」他也自嘲，作品不暢銷的作家抱怨文化固然可悲又自大，暢銷作家抱怨文化更惹人厭。
2010年，克里斯蒂娜‧斯特德《愛孩子的男人》出版七十周年，法蘭岑在《紐約時報》書評為文說：有很多理由讓我們今年夏天不想要讀《愛孩子的男人》。理由之一：它是小說。他引述一個英語系教授所言，「小說是一個有趣的道德兩難式：我們會因為沒有多讀一些小說而內疚，但又會因為讀這一類可有可無的東西而內疚。所以，去掉世上一種會讓我們內疚的東西不是更好嗎？」
這番話惹惱保羅‧奧斯特，保羅與柯慈通信時（見兩人書信集《此刻》）批評法蘭岑名利雙收，寫了一輩子的小說，為什麼還要攻擊自己的價值觀呢？我了解法蘭岑是想開玩笑（或是反諷）或故作驚人語。但我就是覺得他的玩笑不好笑。「在美國，鄙夷藝術或知性努力的態度是那麼的廣泛流行（是右翼和民粹思想根深柢固的一部分），以致看到法蘭岑重說這種醜陋的陳腔濫調（哪怕是出之以搞笑的方式）讓我覺得痛苦。」
不過也有大作家示現無上心法。法蘭岑思辨對小說絕望的核心矛盾時，收到唐‧德里羅的信，這封信好似醍醐，唐‧德里羅說：「作家是領路人，而非隨從。動能活在作家的內心，而非讀者的數量之中，如果社會小說還活著，但僅勉強殘存於文化的裂縫與凹槽中，或許它會被更嚴肅地看待，就像即將消逝的奇景。作品數量會減少，但強度反而提升。」
法蘭岑的《修正》《自由》在美國本土各賣一百多萬冊，叫好又叫座。《修正》上市在世貿中心崩塌前一周，他自嘲那是「只想讓所有人都身穿軍裝，在道德上永遠保持立正狀態」的時刻。然而《修正》卻於廢墟中挺立，獲美國國家書卷獎，並被譽為時代的新豐碑，刻畫了這一代美國人陷於生活道德難題，反覆自我修正的時代感。
法蘭岑善於鋪陳細縷、營造具恢弘時代感的社會小說。九年後的《自由》尚未面世時，歐巴馬度假時意外拿到試讀本，一讀大呼太驚人了。約一周後《時代》雜誌將法蘭岑登上封面，封他「偉大的美國小說家」。法蘭岑自惕不能自滿：小說家開始認為自己是大人物，他就再也寫不出好作品了。
法蘭岑並未停止探針社會。繼之《如何獨處》的隨筆集《遠去》，他以在肯陽學院的畢業致詞《痛苦不會要了你的命》（Pain Won’t Kill You）開場，呼籲年輕人遠離滋生自戀情結的按讚臉書；走出自己的房間，與他人為伍；努力去愛，不要畏懼因愛而來的傷痛與混亂。
嚴肅文學會走到末路嗎？答案未卜。但處於創作盛年的法蘭岑用作品說話，他即將推出第五部小說《普麗蒂》（Purity），也是探索性政治、愛情和親情等大敘事小說，預告「新文體有一種寓言意味，不是嚴格的現實主義。故事有一層神秘色彩。」法蘭岑的流亡而倖存之讀者且拭目以待。
惡之幸福
楊索
有土味的台北人，出生於台北市萬華，在永和長大，是城鄉移民第二代，父母來自雲林縣，楊索對父祖原鄉雲林充滿思慕之情。曾任職中國時報記者多年，調查報導社會底層議題。平時熱愛閱讀、動物，特徵是緩慢，著有《惡之幸福》《我那賭徒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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