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 陳佩芸）
試想，你出生在1925年的台灣。家境或許不是非常富裕，然因著父母對你的高度期望，你還是非常爭氣地上了中學，成為日治時期少數完成中學教育的台灣人。知識的啟蒙讓你畫出一張遼闊卻朦朧的未來藍圖，只是尚未找到明確的指北針；親眼所見、甚至親身經歷的殖民壓迫，讓你對國家、對政治，時時湧著一股懵懂的熱血──你對腳下的台灣寶島有著使命，對日本帝國主義感到厭惡，對從未親炙的神州祖國心存嚮往。然這些，你都必須壓抑。
1946，民國35年。光復不到一年的台灣，理當還在歡天喜地的氣氛中，卻隱隱出現某種難以言說的躁動與不安。日本人離開了，你與你的家人終於擺脫殖民地的次等身分，每個人對來自海峽彼岸的國民政府，不免有著高度的期盼，似乎又無所適從。就在這年，6月初夏某日，21歲的你讀到《台灣新生報》頭版頭條一篇政府公告，來自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準備舉辦一場考試，徵選學識優異的台灣青年，公費前往中國繼續接受專科以上之高等教育，限額一百名。學業完成後，將返台進入公家單位服務，不僅會是政府新生力軍的一份子，且負擔著讓分裂半世紀的中國與台灣重新銜接、融合的重責大任。
「如果我生在那時，且符合資格，我會去參加考試、成為公費生之一嗎？」斯文俐淨的鐘明宏聽聞這個問題，深深吸了一口氣後吐出，「應該會吧。」
這場70年前的公費招考，是兩岸關係史上第一次有組織的官方交流活動；這批公費生，也是台灣歷史上首次由政府有計劃培養的知識份子。他們神采奕奕地從島嶼各地而來，台中台北，彰化屏東；通過考試後，又滿懷理想地往夢之祖國負笈而去：北京、上海、武漢、廈門。然後……幾乎就沒有然後了。
一九四六‧被遺忘的台籍青年
「但若設身處地去想，當年會反國民黨，進而加入共產黨，是還滿理所當然的。」中國國民黨挾著「光復」之名，於1945年踏上台灣土地，幾無遮掩的貪腐嘴臉與特權手段，讓台灣人民從原本的滿心歡喜瞬間轉為反感厭惡，「當時關心台灣前途的知識份子，很快就覺得回歸祖國的台灣不該由這樣的政黨來領導，便進一步思考是不是該有其他的路可走──也許是這個黨的內部改造，或是換個其他黨派。」
這群在日治時代念過一些書的人，普遍見過台灣人遭受日本人欺壓，期許有朝一日台灣人能夠不再過這種次等的生活。「起先還沒想到要靠自己站起來，而是如果回歸祖國，是不是就能變成堂堂正正的、平等的國民。」釐清彼時的種種因素，這個依靠對象自是中國。「他們不是認同國民黨的統治、更不是想要回到國民黨之下。而是期待藉由成為中國的一份子，獲得公平的政治環境。」這群知識份子對「祖國」的認同是抽象的，並非實際的國民黨政府。「對他們來說，祖國雖然等於中國，但不等於中國國民黨。」所以一旦眼見國民黨腐敗情況比日本人還嚴重，自然就開始反對國民黨。至於是否傾向共產黨，是到中國之後，端看接觸深淺才決定的。「而且當年加入共產黨是潮流。共產黨主張的平等自由民主，到今天仍然很有吸引力。」那是一場全世界的赤色風暴，年輕人很難不被影響、不被吸引。
（攝影/ 陳佩芸）
然而，接續爆發的國共內戰，促使兩岸走向政治對立的局面。1949年前返台的公費生及其家人，注定了此後遭到監視、審查，幾近毫無自由的下半輩子，只因為「懷疑曾與匪方接觸」；選擇留下「為建設新中國而奮鬥」者，很快被捲入一場又一場彷彿永不止息的政治運動。撐得過文革的，幸運面是重新獲得中國各機關單位任用，不幸則是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早已抹去他們台灣人的身分與戶籍，返鄉歸根，成了比年輕時離鄉背井胸懷天下更遙遠的夢想。
時光匆匆，轉眼已半個多世紀。兩岸關係時而相互閃身，時而詭譎難辨，然誰都不再記得曾有過這樣一批肩負國家未來的公費生。鐘明宏想方設法找到這些如今皆已高齡八、九十歲的耄耋老人，聽他們回憶那不堪回首的一頁，不時也隨之鼻酸感嘆。「如果我是他們，可能後來早就崩潰了吧。」昔日滿心熱切的青年，無情地遭逢信仰與認同的不斷改變，政治帽子一頂扣過一頂，與家鄉的牽繫更是一日弱過一日。「身體的折磨都還好，心靈上的折磨是受不了的。那太痛苦了。」
既然如此，假若生在當時，還是會去參加考試嗎？「還是會吧，因為我就是喜歡湊熱鬧啊。」鐘明宏放聲大笑。「畢竟讀了點書的讀書人，都會希望自己能改變、甚至創造一個國家，是不是可以做點什麼事。」有著這樣的想法，看到這樣的機會，自然就會去試試看。「人生總是要留個什麼名在這個世界吧。」至於這個機會是不是終將落為時代的一個玩笑，甚或一次悲劇，或許那是誰都無法預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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