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陳昭旨)
卓立說,許多人造訪楊儒門,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往往是,「楊先生,請問你做這件事情會不會怕?」此時,只見楊儒門神態自若地答道,「不會呀,你都要去做了,為什麼會怕?」聽完他的答覆後,眾人多半愣在當下,不知如何接話。
奇怪的是,卓立從未想過這個問題。同樣的,許多人問起她拍攝《白米炸彈客》的動機,她言簡意賅地說,「因為我是彰化人,是楊儒門的同鄉。」聽來如此天經地義,卻讓問話的人摸不著頭緒,「是不是我們的答案都不夠深刻?」卓立笑言。
卓立曾任《天邊一朵雲》助導、《流浪神狗人》及《九降風》等片製片,《白米炸彈客》是第一個誘發她親自執導的題材。早在2007年,這念頭便在心底悄然醞釀,翌年,她曾跟製片葉如芬談起,不過製片出身的她,自然明白在那個時機點做這部片完全不可行。她於是在心裡打了個如意算盤,冀望先靠其他片子在市場上取得成功,再來拍她最想拍、且跟這塊土地息息相關的題材,才比較可能發揮實質的影響力。
問及當初評估決定開拍《白米炸彈客》的時機,卓立誠實地說,「純粹是因為我已經退無可退了。」2010年,她推出第一部劇情長片《獵豔》,意圖開創情慾懸疑類型,無奈票房慘澹,為此背負了債務;而2011年於中國完成的第二部電影《下一個奇蹟》,改編自真人真事,講述一個憂鬱症患者奮力一搏成為集團董事長的經歷,亦未能在美學與票房上達致目標。兩部片相繼失利,她幾乎要認命了,「反正再不成功,我也不想做了,因為你就是一個不成功的導演。」這一切也許跟才華或其他無關,而是機運使然,現實嚴酷冷峻,市場上不成功,就只能黯然退場。
假若下一部便是收山之作,那麼,她願意它是《白米炸彈客》。此番退無可退的境遇,恰與楊儒門彼時忍無可忍的心境相呼應。「心情和面對的處境相似,但我不敢說很像,因為他一定比我累積了更長久。」當年楊儒門退伍後曾一個人騎單車環島,途中遇到孤苦的「死囝仔」,對他帶來很大的震撼,「一個小孩子可以就這樣走掉,生命輕如鴻毛至此,我相信他累積的憤怒也好,不解也好,傷心也好,強度一定是大過我的。」卓立始終希冀透過電影讓世界變得更好,但她的盼望畢竟比較個人化,反觀楊儒門,其心心念念意欲扭轉的,卻是一個國家的走向,「可是那種失敗者,那種人微言輕的心情,絕對是雷同的。」
2003至2004年間,出身彰化二林的楊儒門,為要求政府正視農民生計問題,接連在台北放置17件爆裂物,並貼上聲明「炸彈、勿按,一不要稻米進口、二政府要照顧人民」的紙條。當時卓立心繫工作,縱使透過電視媒體獲悉此消息,卻絲毫沒有放在心上,直至楊儒門出面自首,得知他是彰化人,才當場愣住,就在那瞬息片刻間,找到了自身與此一社會案件的緊密關聯。
(攝影/陳昭旨)
《白米炸彈客》以農業議題為主軸,決定開拍後,她必須設法瞭解問題緣由,諸如,為何加入WTO對台灣衝擊甚鉅?地方政治生態如何左右農業發展?這些都是她必須做的功課。吳音寧《江湖在哪裡?台灣農業觀察》、楊儒門《白米不是炸彈》二書自然被列為重要參考讀本。「可是做完功課,更大的問題來了,我們看書其實都已經看得很吃力了,電影不能這樣演,要有故事。肇因何其多,你要取捨,取捨之餘,還要考量能否讓故事深入淺出,這非常難。」
在卓立眼中,楊儒門是個十分特別的人,外貌樸實,一看就像個鄉下小孩,儘管高工肄業,卻相當具有獨立思考能力,「他真的完全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他在做這件事情之前的人格養成,其實完全不是來自於正規的學校教育。」無人教他反抗,只因所見所聞,讓他覺得不該如此,便義無反顧地起身行動。「為什麼一個社會,逼得當時也不過25、26歲的年輕人,尋遍了所有體制內的方法,都無人理會,最終選擇了一條體制外的路?為什麼?」
卓立認為,更重要的是,楊儒門雖沒有漂亮的學歷,設想卻如此深遠,所以她也想藉此呼籲當代年輕人:「一定要去培養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無論是否為農家子弟、是否意識到農業困境,都該秉持獨立的精神,自問:「那我呢?我想過什麼樣的生活?我能改變什麼事情?」她相信,一旦每個人都從自身做起,發揮影響力,未來必然會更好。
很多人也會問楊儒門,倘若時光倒流,還會再去放炸彈嗎?他聲稱不會。初次聽聞,卓立心想,他必然是心生悔意,認為放置爆裂物不對,才出此言;殊不知,楊儒門緊接著說:「因為沒效,政府根本不怕。」沒想到他的決定並非源自凡俗認定的懊悔,「他又給我致命的一擊,原來我還是有那種很僵化的體制內的思想。」卓立說。
對某些人而言,放置炸彈終究是循體制外途徑,已然對人民構成威脅,無論如何皆難以認同;對此,卓立不勉強,但她拋出了一個想像──「如果每一顆炸彈都是一顆種子」,因為楊儒門的那17顆炸彈,確確實實在她身上開花結果。
《白米炸彈客》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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