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齊邦媛。（攝影/顏涵正）
90歲的齊邦媛和候她片刻的我們致歉，年齡已令她待客受訪略顯吃力。剛結束午休的她，說自己不是午睡，而是醫師囑她每日午後必須平躺不動，略作休息，她只得照辦。
「我只希望我能健康出席。」說的是2月14日，出版社為她的新書《洄瀾：相逢巨流河》舉行的相逢會。這無疑是個完美的日子，既是元宵節，也是西洋情人節，更是齊邦媛的舊曆生日。這天，她將與因《巨流河》結緣的親友、學生、讀者重逢或初會。
巨流河
洄瀾：相逢巨流河
光是讀者來函，就超過六百封。這些多半以手寫、貼上郵票寄送的信件，齊邦媛珍而重之，「我每天晚上都會把信拿到床頭再看一次，也想一一回信，但年紀愈來愈大，很多事情做不動了，信沒法好好回，很抱歉。出這本書，很大的原因也是因為沒有回信，所以用這書把（後續）情況說一說。」
《洄瀾》固然是《巨流河》的補充，然而這些來自外界的書簡、評論，讀來卻很有續集的戲劇感。齊邦媛的學生，作家簡媜不僅在《巨流河》成書過程扮演協助、鼓勵她著書的推手，兩篇精采側寫更補足了成書中、出書後，齊邦媛的心境流轉，以受業晚輩與文學同袍之筆娓娓道來，深情動人。
《巨流河》在中國出版所引起的迴響，更是齊邦媛想都沒想到的。「我以為這書在大陸是出不了的。」沒想到，《巨流河》不只出成，書中對二戰前後中國局勢的回顧與戰後來台的「移民經驗」，無疑引起了中國讀者的好奇。十餘家媒體透過書信、電話、親自來台與齊邦媛進行深度採訪外，她也獲頒《南方都市報》所辦「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的「年度散文家」獎項。
更出人意料的是讀者來函。由於書中所述人物涵蓋一整個戰禍離亂的世代，許多髦耋讀者的信件，除對齊邦媛寫出同代人的回憶致謝外，或有詢問，或為書中人物的行蹤「補遺」，使《洄瀾》與《巨流河》宛如拼圖般，會合成一部凝聚集體情感的民族之書。
其中，最令齊邦媛吃驚的，是來自張大飛飛虎隊同袍的信件。張大飛是《巨流河》的關鍵人物之一，是齊邦媛少女時期鍾情的對象，可惜於飛行任務中犧牲。他的戰友陳鴻銓在信中回憶自己認識的張大飛，並向齊邦媛說明張大飛的死亡原因。「收到這樣一封信，太意外了，令我震撼。」齊邦媛說，這些回應，是寫書時未曾預料的。「不過，說句公平話，像是張大飛和我先生（註：被譽為「台灣鐵路電氣化之父」的羅裕昌）這一類人，並不是容易的。我碰巧遇到這些有特別能力和決心的人，他們所做的事情，都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這也是齊邦媛之所以高齡而不輟筆的原因。「我的故事真的代表很多人，我死了就沒人知道了。我出書時已經80多歲，我知道的，在我之後的人都不知道，在我之前的人都死了，所以我要說的是別人不知道的事。」
以80多歲的意志力、記憶力，寫出一部足以撼動史家與文壇的作品，齊邦媛瘦小身子裡蓄積的能量，直到現在仍難以小覷。儘管訪談中不時惋惜已然衰退的體能，一談到中國二戰時期的史料陸續面世，她雙眼炯炯，毫無疲色，「我接下來想做的事太多了，」不為著書，而是藉閱讀蒐集這些時間蒙塵卻令人憤怒依舊的史事，「我最近關心的，是對世界政治的真正了解。」
她將一本厚重的英文書推到我們面前。書名 Forgotten Ally，被遺忘的盟友，由英國牛津大學專研中國近代史的芮納．米德（Rana Mitter）所著，寫的是中國1937-1945年二戰期間的歷史。「這本書太棒了，簡直是我的知音！他從客觀的學術角度寫中國，書的前言叫做〈City on Fire〉，講5月4日的重慶大轟炸，當時重慶整個在火海裡——我就在這fire裡。」一面說，她一面觸摸書封上，火焚之後一片赤紅的中國。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被遺忘的盟友
受限於資料和自認對政治了解不夠而未寫之事，在齊邦媛心中沉甸甸積壓著，未曾或忘。比如，她在《巨流河》中略而不提的華北第一守將，國共戰爭時開北平城門迎共軍，對國共戰局逆轉頗為關鍵的傅作義。齊邦媛曾在書中提到一位支持共產黨的女同學，卻在她的姓名上打了問號，此人就是傅作義的女兒。「有讀者寫信告訴我她的名字，以為我忘了，但我不是忘記，我只是不想說。」
不想說，是因為感到羞恥。原為國民政府效力的傅作義，竟對共軍大開城門，齊邦媛至今說起，仍痛心疾首，「我最失望的就是聞一多跟他。但我不是政治人物，材料不夠，沒法寫他。」
「中國歷史上有不少守城將領，守不住了是自殺的，與城俱亡。我不能希望每個人都這樣，我不希望他死，可是也不希望他開城門，怎麼辦？我不能說輕鬆話，但如果是我，寧可死也不開的。」
憤慨若此，然而回歸書寫，必須有憑有據，齊邦媛話鋒一轉，對她一代人的流離身世被形容為「失敗者」不願認同。「我們不是逃難，不是敗兵，」她強調。自己受聘到台灣任教，在此成家立業，沒花太多時間傷懷怨世；最終，她和丈夫以其文學、教育、交通等專業，參與了台灣的基礎建設，也在這島嶼上開枝散葉，綻放出燦爛的花果。
「我們不說廢話，都在做事。」從故鄉的戰禍來到新天地，面對從零開始的人生，齊邦媛發現，一路走來，無論自己或丈夫、友人，始終以踏實態度踩出每一步，「從這觀點，我就能寫台灣了。在台灣這些年，我有正面的人生，我的朋友也是，因此有可寫之事。」
莫能禦之的大時代，將齊邦媛的生命切割成中國、台灣兩個截然不同的塊面，卻一如《巨流河》與《洄瀾》兩書，兩相激盪出跌宕、壯闊卻完整的生命。齊邦媛以書寫造出這股沛然洪流，可以想見的是，它不會輕易斷絕，一代一代的人將繼續透過閱讀，被捲入其中。無數的離合，經由文學，經由書寫，久別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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