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南風》作者鐘聖雄與許震唐（攝影/陳昭旨）
南風
出生於彰化縣大城鄉的許震唐，以及廿年前遷居彰化縣溪洲鄉的鐘聖雄，聯袂出擊，藉影像對談，內外觀照，將矛頭指向十多年前村子南方興建的六輕，因其猛勁空污，每逢南風起，村子裡即散漫一片酸臭化學味，懸浮的超標苯含量釀成了致癌風險。
正值中壯年的許震唐，並非近期才回眸凝望故鄉，「從當兵時期，我就開始覺得鄉下外流人口很多，我這一輩人可以往外跑，就幾乎沒有理由留下來。大家都跑了，剩下我這個阿呆還沒跑，也跑不了……」所幸，他退伍後一直留居中部工作，故可經常返鄉，並且有意識地關切家鄉變化，「平心而論，我對故鄉的感覺就像『走灶腳』，熟到不能再熟。」村子之於他，就像廚房之於傳統婦女，是一重要生活場景，哪一條巷子、哪一個路口有什麼物事，皆能如數家珍。
看似豁朗明快的許震唐其實有其纖柔的一面，他不諱言，過去當兵、因職務關係而外派中國期間，他時常在電話上與母親講話講到哭，「我是靠拍照片幫我紓解壓力。」迄今長達20餘年的「故鄉攝影計畫」始於他在自家拍下的第一張照片——家中佛堂的一張藤椅。彼時正值立秋，藤椅後方映著三束光芒，他笑言，時值高二的他一陣情緒上來，有那麼幾分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意味。
相較於許震唐與家鄉始終如一的親暱關係，起意拍攝《南風》的鐘聖雄卻是近年才萌生故鄉的意識。「我因為成長過程的關係，從小到大就一直在流浪的狀態，所以我沒什麼『家』的概念。」常人自小憑恃的父母與故鄉，於鐘聖雄而言，始終如擺盪遠去的船隻，形影晃動、模糊，難以明晰聚焦。及至12歲，他才落籍彰化，安頓下來。
然，鐘聖雄高中時期即外宿，爾後又北上念大學、攻讀研究所，與彰化鄉間始終未能建立緊密連結，直到五年前他開始了獨立記者工作後，才因採訪之故，頻頻踏足彰化，「這幾年剛好彰化的汙染議題、徵收議題非常多，包括中科四期、國光石化，迫使我一直回鄉，去看土地、看環境、看人。」
「本來《南風》一開始要題『獻給台西村』，但與其『獻給台西村』，不如『獻給故鄉』。此處的故鄉，一方面當然是聚焦在彰化縣，因為我覺得彰化人很團結，不管出了什麼事，都是在地人民出來抗議政府，彰化的作家、藝文工作者、媒體人全部都會跳出來。」鐘聖雄說，如出身溪洲鄉的作家吳晟、二林農家子弟楊儒門，以及柯金源、李惠仁、陳文彬等影像工作者，皆對於守護鄉土不遺餘力，「彰化的人文氣息有一傳統在，跟土地的連結很強，我反而是後來因為工作才意識到這件事，所以我滿以身為彰化人為榮。」
回顧台灣社會運動史，大正14年（1925年），彰化二林地區的蔗農因不滿日本政府的壓榨行徑而群起反抗，與警方爆發衝突，史稱「二林事件」，對日後台灣農運影響深遠；1986年則有「鹿港反杜邦運動」，因數萬鎮民連署陳情，致使美國杜邦公司撤銷設立二氧化鈦工廠的計畫。過往對於故鄉沒有強烈認同的鐘聖雄，如今談起彰化的抗爭運動，及其所透顯的深厚環境意識與人文性格時，神情昂然，語調鏗鏘，足見這片土地帶給他的滋養與自信。
鐘聖雄將攝影集題獻給故鄉，除表彰他從故鄉意識薄弱，到認同感逐漸確立的心態轉變外，亦隱含另一層面的關懷。「我寫了很多有關都更的報導，當時我們在討論一件事情，台北人是沒有鄉愁的，都會裡的人通常沒有鄉愁。如果一個台北人要寫一本書，他會寫『獻給台北』，不會寫『獻給故鄉』，因為它是個一直在拆毀的地方。今天會有人寫『獻給故鄉』，就代表這個人一定來自邊陲，我的工作正好一直在關注邊陲，而所謂的邊陲通常都是在發展的路上，一直被犧牲的人。」是故，若說此書是獻給邊陲的人或底層的人，亦不為過。
左為鐘聖雄、右為許震唐（攝影/陳昭旨）
翻閱《南風》，不難發現鐘聖雄和許震唐所採取的攝影策略有相當程度的歧異，前者以人物肖像為主，經溝通後，從正面角度拍攝，莊重而肅穆；後者多是順應自然而留下的生活側拍，如許震唐所言，所欲傳達給觀者的是「被攝者的生活態度，或僅是現象的說明」。
鐘聖雄說，「我是以一個很像外地人的感覺回去看自己的家鄉」，此言恰恰呼應了許震唐在自序中所言，「就在不斷的走行中與新聞工作者鐘聖雄相遇，是攝影讓外在與當地的兩種觀點結合，而這冊攝影集的付印，可以說是一個攝影計畫實驗的成果。」
每次回去，許震唐總背起相機，往巷弄裡鑽，探頭探腦的，看有無人在，若有人在，便敲聲門，上前招呼，有時聊了半天，快門一下也沒按。即便在村子裡走盪如此多年，村人早知他身上老掛台相機，然而，追求「道法自然」的許震唐仍不由得時刻反思，「拍他們時，場景是很生活化的，而非刻意為我打造。我要拍攝的時候，自然會『介入』，介入時，多少大家會感到不方便。阿雄說得好，攝影者也不該是獵人嘛，而且我是在那邊生活的人，我爸媽每天要跟他們在一起，所以我不可能子彈打了，帶了獵物就走。」
每當許震唐按下快門的瞬間，從觀景窗看出去，知悉捕捉到一個很好的畫面，卻發現對方的心似乎有點糾結、並非十分坦率，他心裡也會同樣糾纏，自認不夠尊重被攝者。「我們鄉下人對拍照是很慎重的。」如果要拍照，他會先喊停，以便有時間先把頭髮梳理一番，換上別緻的衣裳，也許還打個領結，總之，務求體面上相，「但是我希望他不是這樣，這才叫生活嘛。可是每當拍完，我總覺得是在捕捉他的感情，造成他的不便。」
（攝影/許震唐。衛城出版提供）
「比方，有一個媽媽看到我，很高興，我就拍，拍完她就哭，當然她會講她的故事，事後我會覺得我為什麼要挑起這種傷感的情緒。」事實上，他也沒有多問什麼，不過就是婦人看到他，思及與他同班的兒子，便悲從中來。過去，他或許會以拍到一張傷心人的好照片而自得，而今卻不然。
「阿雄有拍到我老爸拿毛筆寫『南風』，我都還沒拍過我爸寫字噢！」而一旁的鐘聖雄隨即表示，他確實拍了很多許震唐雙親的照片，攝影集中亦收錄了許媽媽的肖像，當時拍這張照片時，鐘聖雄幾乎是把鏡頭整個貼到他媽媽臉上，她許是把鐘聖雄當孫子看，並不覺此舉造次。許震唐不忘笑著解釋，「要是我拿起相機，我媽就渾身不自在啊！」怪不得他會說，「我拍的搞不好沒有阿雄多，如果要講兩人之間的觀點，由此來看就很明確。」
鐘聖雄拍到了許震唐的父親寫毛筆字（攝影/鐘聖雄。衛城出版提供）
鐘聖雄坦言，「有些人反而因為親近，所以你拍不到，拉開一個距離，反而好拍。有時不帶太多感情，你才有辦法拍得下去。」鐘聖雄的影像常被說太尖銳，或許是基於工作需求，照片往往得在混亂的現場中取得，於是採取了一種凌厲果斷的姿態，然而，在照片之外，與被攝者的關係才是更需要貼心經營與維護的，也是在這個情感基礎上，使他的照片在犀利之餘，不見冷血。
六輕大門（攝影/鐘聖雄。衛城出版提供）
當初，許震唐興起「故鄉攝影計畫」的念頭很簡單──同輩人都跑光了，老一代則日漸凋朽，總有一天，村庄必會消逝，遂希冀藉由攝影保存、誌念故鄉的人與景。而鐘聖雄早先開始拍照便是拍樂生，一座隨時可能被拆毀的家園，老人家在歲月與政府的催逼下加速寥落，他朋友看了，覺得他是抱著一種不捨、憂心它恐將消失的心情而拍下這大量照片。往後因採訪工作時常親臨都更現場的他，也同樣懷著這般情緒。
倘若不是所珍視的對象遭到脅迫，恐有消失的一天，或許他們寧可不拍，只消安靜地注視與守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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