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但以理)
如果作家們有「生活規律排行榜」,何致和應該可以排入前三名。
身兼譯者、作家,也是輔仁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候選人的何致和,原本一天切分成論文、翻譯與創作三塊。「這兩年翻譯暫時停擺,所以我早上寫論文,下午寫小說。」早上起床,送完小孩上課,就開始當日的論文進度;吃過午飯,再努力到下午一、兩點打住;約莫三點鐘,帶著無法連接網路的電腦前往咖啡店,以鞭策自己進入創作模式。直到傍晚六點,去接老婆小孩,今日文字工作結束。
日復一日的循環,終於讓何致和在2008年的《外島書》之後,再度產出新作《花街樹屋》。對他而言,文字大抵上是「日增一紙」的累積,太多太少都不恰當。「我最悲慘的經驗是3個小時只寫了78個字,而且是問心無愧的、沒有打混的、扎扎實實的3個小時。」即便有時文思泉湧,一下子寫了一千多字,但放到第二天重新審視,通常看不入眼,全數刪除。「正常而理想的狀況,大概就是一天寫個五、六百字。」聽起來很慢,他卻對這樣的速度很是滿意;而且假如每天都能有此等成果,一年也有十幾萬字,「很夠了。」他說。
何致和在創作上的理性與自制,打破一般人對作家的想像,就連慢工磨出的《花街樹屋》,在起筆的最初,也經過他好一番的自問自答。
「之前《外島書》出版後,曾經引起一些騷動,因為沒有人寫過東引,有些讀者看到那部作品很高興,認為終於有作家替他們發聲了。」但這些反饋讓何致和忍不住捫心自問──自己有資格藉由軍旅經驗,以書寫成為東引的代言人嗎?「檢討後的結果是:我沒有那個資格。我只在那邊待了兩年,我只是過客。」
「所以我想,我真的可以發聲的應該是自己居住長大的地方。就是萬華。」是以,何致和挖掘出自己記憶中的萬華,《花街樹屋》中的「花街」雛形遂由此而生。
然而,才寫不多久,他又陷入雷同的質疑:在萬華出生長大,就可以代表這裡發言嗎?一陣輾轉思考,他又給了自己一個否定的答案。「就算我在萬華成長,我看到的,也只是片面的現象。」到了這個階段,何致和才真正放開所有限制和束縛。他決定把所有的設定模糊化,讓《花街樹屋》的故事,更單純地回到三個男孩身上。「從事地域書寫的人已經太多了,我也認清或許自己不是這個路數的創作者。」於是,在不在地、符不符實,在《花街樹屋》中,不再是他著眼的重點,他只想好好地說一個故事,說一個與記憶有關的故事。
(攝影/但以理)
「探病之旅」的記憶,轉化為書中三個少年拯救紅毛猩猩的歷程。同樣的情節,落到其他作家筆下,或許會添加更多的曲折,或灑狗血的顛簸坎坷。而由何致和寫來,雖不致波瀾不驚,但也未有雲霄飛車般的大起大落。似丘陵般和緩起伏的鋪陳敘述,卻刻畫出最著力的畫面。如作家蔡逸君序中所言:「這段逃亡兼遊戲的旅程,應該會成為經典場面,是近年來我看過的小說裡,最引人入勝的調度。」
何致和收斂而含蓄的筆調,似乎是他以理性掌控創作的另一種展現,如同他永遠質疑自己是否擁有發聲的資格,或是每天都要規範、檢視自己當日書寫成果,不放縱感性過於氾濫。
「我覺得寫作要冷靜。如果情感放過頭,不曉得節制,會收不回來,寫再多也不能用。」所以他要求自己在固定的時間、固定的狀態書寫,其他時刻即使靈光一現,最多只在紙上重點摘錄。「以前有過晚上睡到一半、做了個似乎適合寫成小說的夢,就趕快起身打開電腦劈哩啪啦寫下來,然後回去繼續睡。隔天起來一看,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何致和認為,過度豐富的情感會催眠自己在不動人的段落感懷,在不傷心的時候哭泣,這是他一向避免的。儘管不少作家友人建議他可以再放開一點,他卻依舊收束成性。「沒辦法,我想是個性吧。」
何致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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