睽違七年，張贊波再次來到台灣，是為了宣傳剛上市的新書《大景：內蒙古「皇家」草原上的奇異風景與欲望遊戲》。張贊波從2018年夏天開始「潛伏」在內蒙古風景區，近身觀察以野狼為「道具」的網紅，穿刺光怪陸離的直播亂象。上下冊加起來共八十萬字，採訪前我迅速看完，得意地跟作者炫耀，我應該是全台灣第三個讀完這本書的人（前兩位是出版社總編、編輯）。
「不，你是第四個，前面還有富察，富察是第一個讀完的人。」
富察（原名李延賀）是八旗出版社總編輯，2014年八旗出版張贊波的第一本書《大路：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以新人之姿連續得到開卷好書獎、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將近十年後，富察終於等來張贊波的第二本書的書稿，2023年3月13日晚上，他和富察通了長達一小時的電話，討論出書計畫。幾天過後，3月19日富察回上海探親被帶走，杳無音訊，失蹤消息要到一個月後的4月20日才在社群媒體上爆開。張贊波看到先是張嘴大叫，接著一股惡寒湧來，全身如浸冰窖。
2023年春天，張贊波一腳踏入詩人艾略特的荒原，四月是最殘忍的月份，五月也是，六月還是，七月仍是，八月繼續，恐懼完全吞噬他的心靈。台灣文化界300多人發起聯署聲援富察，身為八旗作者、往常大鳴大放的張贊波只能噤聲，為此他更痛恨自己，來到九月，富察被失蹤半年後，張贊波終於在臉書貼文，提到「最近幾個月，是我人生中的至暗時刻，我過得像一隻陰溝裡的老鼠，盡量把頭埋在陰暗之處，任由自己被悲憤、恐懼和恥辱吞沒。」
「說起這個我就很沉重，覺得好不容易出來了，見到大家是很高興的事，但背後卻是這樣的底色。」落地台北，來到面前的張贊波，眼神一如七年前的清澈透亮。《大景》後來由春山出版社接手，總編輯莊瑞琳從前是會和富察在辦公室抬槓的同業，兩人常辯論誰是中文圈最好的非虛構寫作者。《大景》因富察失蹤而難產，莊瑞琳接力助產，瓜熟落地，書籍自身曲折的命運，彷彿與跌宕起伏、極富戲劇性的內容相呼應。
大景：內蒙古「皇家」草原上的奇異風景與欲望遊戲(上下冊不分售)
大路：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
在台北找資金的同時，張贊波居住了快二十年的北京發生驅逐低端人口事件。張贊波立馬趕回北京，去往現場，卻發覺攝影器材很難拿出來了。再後來，他發覺只要待在北京，連手機都很難拿出來拍攝，即使公安城管不阻擋，也時有「熱心」民眾圍堵上來。張贊波想，是離開的時候了。
「一個人做主，興之所致，不拿別人一點錢，我在中國到處走，即興創作」；「比起在城市在北京，那裡地廣人稀，還是能找到一點點自由的感覺，雖然還是有國土局會擋我鏡頭，但相對寬鬆。」2018年夏天，張贊波因緣際會來到內蒙古草原，他先認識鳳凰馬場老闆彭闊，是草原觀光業的新霸主，彭闊介紹他認識當地最有名的網紅主播「養狼的姑娘柳靜」，柳靜在中國直播平台「快手」上有將近兩百萬粉絲，她的男友鄭總自稱是捧紅柳靜的人，山東人，《大景》第一男主角出場。張贊波化名張贊，是來自北京的紀錄片導演，一開始鄭總對他十分熱絡，柳靜則從頭到尾保持冷漠，後來張贊波對他們的印象產生反轉，「鄭總是我最討厭的拍攝對象，以前我從來沒遇過這麼討厭的人。」張贊波偶爾要幫忙掌鏡，當鄭總的直播幫手，鄭總被狼群撲倒在地上，下標：「被群狼非禮的男人」，哭笑不得的張贊波在書裡寫：「我做為一名攝影師，在直播宇宙的首秀作品，竟然有著一個這麼令人難以啟齒的名字。」
紀錄片的累積時間非常漫長，張贊波一拍就是三年五年十年，這次他將鏡頭對準中國抖音、快手十分鐘以內的短影片，極緩慢與最快速，拍攝者與被攝者處在光譜的兩個極端。張贊波追蹤很多底層的直播主，有卡車司機，還有開靈車的司機，發覺抖音、快手是做社會調查的利器，「北京的知識圈看不起這些土味視頻，我還力挺它，我說直播就是獨立紀錄精神最好的載體，它比紀錄片更強。我採集的素材要經過編輯，很漫長才能傳達出來，直播同時就能做到。打破話語權，現在一個最底層的人也能做到。」
「當然他們後來為了流量去做很極端的事情，所以我說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蚤，在中國就是這樣。」鄭總隨身攜帶四隻手機，無時無刻不沉浸在直播宇宙中，直播中的鄭總熱心公益、關愛動物，濾鏡外的鄭總冷酷無情、剝削員工，PUA女友讓她墮胎，對妻兒不理不睬。鄭總對動物尤其殘忍，用來漲粉的狼不停死去，像免洗筷一樣用過則丟。《大景》充滿被污辱與被損害的人還有動物，被強迫放倒的馬、殘忍割角的鹿、吃生蛆腐肉在冰天雪地裡毫無遮蔽的狼……凡此種種都能成為衝流量的鮮活素材。「我和鄭總吵過幾架，甚至吵過一大架，後來死了那麼多狼，他又不打疫苗。我就受不了了。……他說他千萬身價，其實根本都沒錢，是可憐人，這種人在中國特別多，一方面他是大環境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他又去加害比他更弱小的人或動物。」
十年前的《大路》是底層和體制，雞蛋與高牆之間的碰撞，十年後的《大景》是雞蛋與雞蛋之間的碰撞，張贊波說：「底層互害，更讓人難受」，「這本書看起來說的是網紅、觀光經濟，其實最核心的是底層和權力之間的同構性，他們其實是一樣的。在《大路》時期，在底層和公權力的對抗，雞蛋和石頭之間，我肯定是站在弱者這邊。到了《大景》我不像以前對底層完全敞開心扉，覺得他們僅僅只是受害者。我現在會更複雜地去看，在這本書裡我對底層的批判肯定超過《大路》。」
在內蒙古，張贊波唯一一次拿起攝影機，對準公權力的強制拆遷，石頭輾壓雞蛋的場景，後來他發現那其實是一場「戲」。「部分」拆遷只是做做樣子，沒有取得經營許可證的景區，不惜花大筆錢去通關打點，積欠民工幾千塊的薪資卻遲遲不發。諷刺的是被嚴重欠薪的工人，老闆手一招又回去工作，因為他覺得待久了老闆就會掏出錢來。
被鄭總請來養狼的老朱，是張贊波在書中少數有感情的人物。老朱說了一個從前在工地發生的故事，有個工人從高處摔下來，工頭老朱先帶他去市區的醫院，一拍片發現腳後跟粉碎性骨折，老闆說趕快把他從醫院弄出來，以免花大錢。老朱接著帶工人去市郊的醫院，治療費用帶押金要先繳兩萬四，老闆說還是太貴了，趕快把他弄出來吧。工人經過轉院的折騰腳腫得更大了，老朱對他說：「你自己琢磨，要是你要堅持在這裡不走，老闆也拿你沒輒。」工人逆來順受地說：「老闆說讓我出來就出來吧。」最後工人被帶去更偏遠的城郊整骨所，蒙古大夫捏一捏，說不用開刀，上石膏就好。
被剝削被踐踏卻依然同理強權的「弱者」充斥《大景》書中，鄭總和女友柳靜鬧翻後，聘請東北人月兒當他的直播徒弟，月兒剛在東北生下孩子，為了賺奶粉錢來到遙遠的內蒙古草原。草原的鐵絲網內，狼媽媽也剛生下小狼，鄭總卻將狼母子強制隔離開來，只是為了要讓小狼更親人一點，好利於拍攝。狼媽媽在鐵絲網的另一邊看見小狼格外激動，母狼剛生產完體力耗盡又面對其他狼的挑釁而傷痕累累，也剛成為媽媽的徒弟月兒，對這一切無動於衷。一股冷漠麻木的悲哀力透紙背，張贊波說：「書中有一章叫〈動物樂園〉，那簡直是地獄！」
我問：「記錄這些殘忍的現實，會有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嗎？」
張贊波恍然大悟，原來自己近一兩年的「症狀」就是PTSD，「我現在連出門都不願意，我受傷很嚴重，已經開始厭惡人了，我都不願意出門買菜，我完全用網購，只要一接觸人，那真的是一片惡土。」
「如果需要再去做田野調查進行非虛構寫作，我不願意了，我的PTSD已經來到頂點，其實我原本很堅強、百無禁忌，包括很多痛苦的場面，死亡我都見過了，但這次我真的是厭倦了。我不想再做這種非虛構寫作，我想去寫小說，因為那不需要再去跟人發生關係。」
「那些人都是受害者，但另一方面他們更可惡要去欺負更弱的人，包括《大路》裡的老何。我對老何有一種深切的感情，從他58歲開始拍到今年他72歲，我常去找他，我們持續保持聯繫。有一次來台灣去聽音樂節，音樂一出來，我就馬上想到老何的一生，我都哭了。」
老何是來自四川的挖樁人，建造公路雖可引進大型機具鑿地挖樁，但人工樁便宜許多，挖樁人是工程的最底層，層層轉包出去，低薪過勞且充滿危險。張贊波在《大路》裡這麼形容老何：「在這個充滿了不公平的生態裡，對這個微小如芥子般的小人物，你反而會讚賞他的智慧和生命態度。」也時常反省自己對老何的成見：「那本來就是一個『局部』的老何……他勤勞、堅韌、熱情、樂觀、開朗……至於所謂的『忘本』，也許是艱難的生存困境所逼迫出來的一種本能反應。」2024年的老何卻讓張贊波再也無法忍受，老何給他的PTSD尤甚於《大景》中的鄭總，「上次我去找他，感覺我跟他的關係已經到頭了，完全不能忍受那個底線。」
老何老朱老鄭……這些張贊波從前能同理，來自底層的小人物，通常是被洗腦得厲害的堅定「愛國者」甚至「小粉紅」。張贊波說：「有兩個網路新詞專指這類人：一個是『地命海心』──吃地溝油的命，卻操著中南海的心；另一個是『韭命鐮心』──韭菜的命，卻替鐮刀操著心。」2019年8月，中國官方宣布暫停中國影片報名金馬獎，張贊波忍不住在臉書發文批判「可恥的電影局，狗急跳牆的節奏。遺憾今年沒有新片出來，要不我一定報名金馬。歷史定會記住你們所做的一切。」這則貼文隨即被搬運回「牆內」，在一些愛國網紅的鼓動下，引發大規模的討伐與隨之而來的網暴。
張贊波一一點進他們的頭像裡頭看，網暴他的正是他長年拍攝的民工、快遞員、建築工、北京被清除的低端人口，底層的面孔像兩頭蛇反噬回來，張牙舞爪喊著要殺他全家，「這件事讓我受傷也很深，對底層觀念的改變。那陣子我其實很恍惚，走到大街上尤其我經常坐公交車、地鐵會看到底層民工，我就會想這些人裡面有沒有要打斷我的腿，強姦我家女人的。這麼多年我完全是站在底層那邊，到頭來他們卻跟強權共情。」
從來不附屬於任何團體與組織，總是潛伏於民間拍片的張贊波，在這一波猛烈的網暴中彷彿被X光照得透徹。親朋好友側目，老家的村委會說副鎮長要找他說話。湖南地方性的自媒體紛紛「起底」張贊波的老家，說他是敗類、叛徒。張贊波還記得，十年前他拍《大路朝天》紀錄片入圍幾個國際影展，吸引《鳳凰網》來報導，同樣是這些人說他是家鄉的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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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的狼群並非新疆的野生狼，而是內蒙古的圈養狼。鄭總無意間拍來衝流量的「午夜幽靈」狼系列，被移花接木之後，成了新疆維穩工具，軍人鎮守邊疆夜半遭受野狼威脅，看了影片之後深感軍人好棒棒的「地命海心」「韭命鐮心」，沒有一個人去問，新疆為什麼需要這麼多軍警？張贊波說：「在中國就是這樣，看起來很微小的事情都能關聯到最堅硬的部分。」
即使是最討厭的拍攝對像，張贊波都願意教他怎麼維權。經歷過中國新公民運動的時代洗禮，張贊波詳記法條，理直不屈，十分嫻熟怎麼維權。2008年北京奧運之後地鐵都要過安檢，如果有隨身帶水，必須喝一口水才能通過。張贊波通過安檢堅持不喝一口水，堅持十年，為此還寫過一篇文章〈我喜歡喝水，但我不喜歡你強迫我喝水〉。2023年張贊波到鄭州去玩，經過富士康大門外時臨時起意拍攝工人下班場景，結果遭到阻攔，被帶到當地警局問話，要求刪掉拍攝素材，為此被扣留在警局一段時間。「要是往常我立馬就去鄭州市公安局上訪，不受理我就去公安廳，我走的都是他們的程序喔，河南省公安廳不行，我就又會往上一層去北京公安部，我沒犯任何一條法律，憑什麼扣留我？以往我就會耗著跟他們較勁。」
「以往」張贊波總是較勁，近幾年他不維權也不較勁了，「現在要我刪我就刪，就一個鏡頭，和他糾纏會很麻煩。」「以前我據理力爭是因為我覺得是有用的，這會促進社會改善。後來放棄了，這只會消耗我，因為我還想做事。我現在能脫身就脫身，完全不想糾纏。」
張贊波在《大景》第一次透露自身的軟弱。第一是2009年的作品《天降》，拍攝火箭殘骸砸落造成平民死傷，接到軍方電話後，張贊波曾阻止媒體繼續報導。第二是2016年《大路》在中國出了簡體版，書本暢銷馬上再版，但隨即成了禁書。編輯要他不要將這件事對外張揚，這違反張贊波一貫的大聲「維權」原則，但為了編輯口中出版集團一千多人的飯碗，張贊波妥協了。他在書裡寫「透過犧牲自由和權益、透過妥協和退讓換來的平安，並非真正的、永久的平安。」最終出版社仍因種種因素遭到整肅，負責《大路》的編輯被吊銷編輯資格，終生禁止進入出版行業。
來到台灣第三天，張贊波就去電影院看了他一直很想看的婁燁新片《一部未完成的電影》。看完電影他紅著眼眶，卻說對這部拍中國疫情封控的片很失望。隔天他在新書座談再度提到這部片：「對於經歷過巨大苦難的當事人，這部片輕飄飄的，對體制的批判不夠。」上海封城的那幾個月張贊波搬到山裡，仍關注網路訊息，徹夜難眠，「冰凍三尺並非一日之寒，如果那些被封控的人，從來沒有為自己或他人維權過，那麼我要說：活該！」「以前我會為了一點小事打官司起訴，我的公民意識被其他人當成神經病，像我這樣的人如果多一點，凡事都要較勁，就不會走到這一天。」
這一天的來臨，是被剝削的，被欠薪的，被壓迫的，並不起而反抗，而是「無差別殺人事件」遍地開花，近期就有開車衝進運動場輾壓（廣東珠海，35人死亡）、沒有拿到實習工資的大學生在宿舍裡砍殺（江蘇無錫，8人死亡）。在中國網路上一度被稱為「張獻忠現象」，張獻忠是明朝末年的叛軍首領，曾殘忍屠城，是無理性「暴行」的代名詞。
「我感覺更壞的還沒有來臨，真的會全面崩塌，還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現在自殺的也特別多，跳樓、跳河，只要有橋的地方每天都有人跳，以前沒有那麼頻繁。」
世道艱險若此，有沒有「潤」（離開中國）的打算？
「我們這個圈很多人都出去了，在疫情之前就走了一大批，那時候我都說我不出去，我要待在這裡。疫情之後卻也想過是否要走，但後來覺得還是要留下，尤其感覺百年未有之變局真正要來了，對於一個關注現實的創作者，這個時候不能缺席，更需要在現場。」
在「大變局」下，拿出攝影機或者手機出來拍攝是越來越困難了，張贊波只得坦然面對自己的局限性，他說沒法拍了，他還可以寫，把所見所聞都記錄下來。他很多年前就提倡「多聲部創作」，運用文字、影像還有行動藝術等多種手段或媒介表現關注的主題。疫情期間他做了行動藝術作品〈春山來客〉和〈春行即景〉，從淘寶買來全套防護服裝備成「大白」（疫情防護人員），進到人煙稀少的山裡宣講「動態清零」政策，並在自己租住的山居前架設一個「全世界最小的疫情檢測站」，懸掛寫著「新冠疫情不可怕 只要大家聽黨話」的橫幅，假日來山裡郊遊踏青的人們都乖乖前來做檢測，沒有人察覺到這荒山野嶺的荒謬設置。
「我能在這塊土地上生活，而且還能掌握一點媒介，擁有一點技能，百年未有之變局來了，所有人都去迴避它，總要留下一些什麼吧，這是我比較自大一點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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