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十多年來，關於戰後白色恐怖，出現了許多新的文學創作乃至圖像、電影、表演藝術，是經過解嚴一九八○、九○年代一度蓬勃之後少見的狀況。崇凱是其中致力甚深的一位。這指的不僅是寫作主題，也來自面對歷史，「小說可以做什麼」的思考。他並不只是重新刻劃那些被忘卻的人與事，也透過寫作將那些過往與今天相連，那不只關於曾經發生了什麼，也關於人們怎麼去記得與思考那些事。
當那些事情年復一年拉開距離，作為後來者，能夠做的不僅是去重建事件，也是去捕捉那距離，使之變成我們與事件的連繫。在崇凱此前的《文藝春秋》與《新寶島》裡面，都可看到這樣的目光。其中一種嘗試是描寫政治案件的「旁邊」。巨大的國家機器，政治案件的當事人，在兩者之間，時代角落的其他人是什麼樣子？（如〈三輩子〉中監控女作家的基層情治人員兼小說讀者）。另一種則詢問白色恐怖的「遠方」。如果放到二十世紀的世界史，這些事件會在哪裡呢？（〈狄克森片語〉中，《新英文法》與《狄克森片語》的對照，《新寶島》裡面臺灣與古巴兩個島嶼命運的對照）。
文藝春秋
新寶島
反重力
政治案件的重新認識與轉型正義工作，理想步驟，是國家檔案的徵集、口述歷史的保存、受害者的平反、加害體系的釐清、政治責任的歸屬、社會公共記憶對話、作為對話一環的創作……但在現實中，民主化多年後這些才得以逐一展開，不同步驟往往必須同時跟時間賽跑，而許多工作也來不及等待歷史學者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之後再開始。在這樣的限制下，身為一個史學工作者，有時心裡總不免會跨過史料，去想像當時曾經可能發生過的事：「應當有那麼一個人」，「他或許曾經問過」，「如果看到……他會怎麼說？」而崇凱所做的，可以說是小說家的特權：在歷史學工作還未能重建的地方，這些小說已經先一步去設想，在此刻我們對那段歷史仍然有限的認識中，嘗試走到空白的角落。
在這本小說裡，崇凱將前面的嘗試推得更遠。《反重力》圍繞半個世紀前臺灣的幾個重要政治事件：刺殺蔣經國、彭明敏逃亡、泰源事件、臺南美新處爆炸案……，但小說的時間與空間又超過了這些，指向一九七○年前後的全球各地。那時間與空間，像是詢問著來不及發生的失去：隨著人們可以重新訴說那些故事，儘管眾多，我們終於能一件一件去拾起破碎的事物。但我們仍然難以想像，如果沒有三十八年的戒嚴，如果人與思想的流動不受到限制，這個島嶼上的人們會在那個時代創造出什麼樣的可能性？
當我們回頭看向風起雲湧的一九六○到七○年代，世界各地的青年，反思著現代性的限制，巴黎索邦大學的牆上塗鴉著「反對一切反對」，東京大學講堂的布條寫著「大學解體、自我否定」，反對越戰的青年在華盛頓將花束放上警察的槍口……臺灣距離這一切卻顯得那麼遙遠，彷彿是從外太空眺望著另一個星球。
當那些國家二次世界大戰後長成的一代青年，思索著美好的現代生活意味什麼；臺灣同世代的青年在那些政治事件裡，眼前必須去想的卻是，一個好的國家、屬於人們自己的國家是可能的嗎？
《反重力》把這些看起來很遙遠的人們放到了一起，提醒曾有過的連結，或者，安排了可能的連結。從而我們看到在加拿大討論著李維史陀（Lévi-Strauss）、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與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中輟留學生，在大阪萬國博覽會結識左派華僑少女的臺灣女服務生，看到了等待判決的青年想起卡繆小說的開頭，看到了救援政治犯的國外友人怎麼從他們的國家來到臺灣。
在小說裡，我們每每看到一個事件跨過地球連到另一個事件，「那一天，在距離多少公里的地球的另一頭……」。透過連結與相遇的安排，崇凱讓我們察覺，臺灣的青年與那個時代並不那麼遙遠。在第一世界的繁花與第三世界的肅殺之間，追尋一個公義的地上國度，在深處仍然是相連的。
不單將這些政治事件放在臺灣本身的戰後命運中，也將它們放到同時代的整個世界裡，我們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看到這樣的嘗試了。在一九八○、九○年代，當人們開始能夠書寫這段過往，伴隨著對二十世紀歷史宏大敘事壓迫個體的反省，大部分的小說聚焦在時代巨輪下個人的微小生活。在那之中，少數以世界史的維度去思考的，只有陳映真，然而線性時間的左翼理想、「資本主義的跨國壓迫」、「民族分斷體制」等概念架構的先行，卻也限制了小說本身。在《反重力》裡，崇凱採取了一個特別的視角，去回應那不再的宏大敘事。他站在這些政治事件的旁邊，看著一個個人物的日常生活，同時，也看向世界的各個角落，用一個故事帶出一個故事的方式，串聯起整個時代的共同歷史叩問。
不過，崇凱並沒有停留在說不完的一千零一夜。《反重力》說的故事，並不只是臺灣沒有缺席那風起雲湧的時代，那些故事既關於那一代人與世界的連結，也關於他們與歐美日本反叛一代的差異。正是透過這一差異的相遇，臺灣在來不及參與之中孕育的可能性，才得以浮現。那相遇既是與風起雲湧的解放相遇，也與越戰結束後風暴落下的幻滅相遇。在那幻滅中，如何走下去，如何與挫折共存？在這裡，遙遠島嶼上想要推翻威權政權的挫折，與想改變整個現代社會的革命運動落下的挫折，奇異地，靠近在一起，然後在那餘燼裡，產生了新的可能。
在加拿大，沒念完人類學博士的阿志，與刺殺蔣經國失敗逃亡，放棄社會學博士的保羅相遇。崇凱為保羅日後從未透露的逃亡經歷填上了許多故事。經由越戰逃兵網路，他遇見社會運動風暴落下後茫然的青年，人生有著各種困惑：是打起領帶當個上班族，或是到地方做環保運動，還是去中南美跟巴勒斯坦打游擊？也許，能做的只是找件具體的小事貢獻餘生，但這樣微小的抵抗對整個現代性體制又能有什麼改變？
受到美國新聞處爆炸案波及的女高中生明秀，少了一隻手，在美方補償下前往美國留學。她認識了地下組織的男友，但那萬花筒般意義迷離的民謠，抽著大麻去除身體界線的派對，看起來並不是問題的答案。她也參加了海外臺獨運動的週末同鄉會，只是女性總在煮飯做蛋糕的聚會，也不像是問題的答案。回到臺灣，兒時好友成為熱烈的黨外運動支持者，請她上臺講講美國回來的看法，反而讓她不知道該說什麼。
然而也就在這裡，無論此處彼處都沒有現成答案的困惑，將小說裡的人們推向了一千零一個故事之外的地方，在那裡，有著什麼在呼喚著，打開了尚未來到的故事。
就像泰源事件中阿興一邊翻著聖經一邊想的，「已經西元一九七○年了，說著『是了，我必快來！』的主耶穌，仍然沒有來。」在臺灣這個遲到的現代國家，那時間的落差與第一世界的距離，卻也讓尚未來到的、公理和正義的國度的許諾，呼喚著小說裡的人們，在挫折和幻滅中，湧出一股不能不做什麼的力量。需要一聲爆炸，需要在沒有答案的歷史之中，回到島嶼上，去面對那不可知道的未來。
這一呼喚甚至推動小說裡的阿志穿過了時間，或者，推動崇凱安排了一個時間的蟲洞。那飄泊的中輟青年，穿過滿地可的地下鐵，回到二○二○年疫情中的臺北。在三天裡，他用了比當年電腦厲害許多的手機，走過建築已非的臺大校園，在學妹研究室的書架看到自己死前完成的譯作，在刺蔣事件五十週年的展覽遇見了多年前聊過天的老去的保羅。然後他再次回到沒有答案的一九八二年，決定飛回臺灣，確認那「究竟是夢，還是他必須挺身迎接的命運」。
在宏大歷史敘事早已一個一個倒下的時代，我們還能夠夢見未來嗎？可以有另外一種說故事的方法，把人們連結在一起嗎？透過既相連卻又差異的時間，在不再直線前進的時間裡，《反重力》像是這樣問著。
那在彼時還沒有誕生的共同體，一方面與一切都解構了的現代性晚期，處在同一時間，另一方面卻又仍然處在現代性的開端：在沒有可行的完美計畫下，想像著那沒有保證的更好的未來。在時間的重疊裡，小說裡的人們走向了小說還沒有說的故事，他們相信未來沒有寫定，在束縛與荒原之中，在創造與破壞之中，仍然去試著，將眼前的土地變成屬於每一個人的家園。
這樣，在這個島嶼仍然喧囂不定的二○二四年，來回往復翻過，在一千零一個故事中穿行，最後或許你會發現，那裡面也一直有著下一個故事，關於此時此地閱讀著小說的我們。
然後我們也終於明白，為什麼一本關於一九七○年前後臺灣政治事件的小說，貫穿著不同故事的是阿姆斯壯登陸月球，是庫柏力克的電影《二○○一太空漫遊》。
在那每一天都有動盪事件的時代，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一日的登月，或許仍是受到最多人關注的一件。資本主義—自由主義陣營、社會主義陣營、第三世界，政治犯、情治人員、普通人，不同地方的眼睛都在看著螢幕看著報紙，看著人類踏上地球之外星球的那一刻，想像一個超越此地的生活、改變重力的世界。
1968年庫柏力克執導的《2001太空漫遊》上映；1969年阿波羅11號成功登陸月球。（圖 / wiki）
與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一起，登陸月球代表了那個時代的夢想。這個夢想折射了現代性的兩個面向：最先進的科技發展，與最神祕的未知經驗。《二○○一太空漫遊》縮影了文明的進程。從人類還是猴子時候的戰爭開始，到了太空，強權仍然互相競爭，最新的電腦宣稱自己不會有任何錯誤，卻準備解決掉船上的太空人，最後被強迫關機。但經過這一切，人類也終於穿過無數星海，像是吸了迷幻藥一樣，看見了難以解釋、謎題般敞開的宇宙盡頭，直到自身也飄浮在其中。
小說描繪了第一個與最後一個登上月球的人類，他們來到臺灣，到世界各地巡迴展覽的情形。我們都記得阿姆斯壯，卻很少記得賽爾南的名字。是巧合還是時代的共振效應？登月任務成功之後，跟風暴落下的社會運動一同，竟難以為繼，NASA再也沒有派人上去過。
那像是說，我們終究得從仙女座回到這個星球，回到這一個充滿猴子互相打架的星球。就像大衛．鮑伊唱給六○年代的輓歌〈Space Oddity〉（太空怪談），「迴路斷掉了，一定有哪裡出錯了」（Your circuit's dead, there's something wrong），那關於宇宙的夢想就像與地面基地失去聯繫的太空人，他唱道，「地球是藍色的，但我再沒有什麼能夠做的了」（Planet Earth is blue and there's nothing I can do）。在七○年代的尾聲，偷渡政治犯名單準備上飛機的少女，被監控中的政治犯和他的外國女友，在島嶼將要邁向新的變動的前夜，他們進到戲院，上映的已是在宇宙盡頭仍有著正方反派開打的《星際大戰》。
賽爾南（Eugene Andrew Cernan，1934-2017）曾三次執行任務：雙子星9A號（1966年），阿波羅10號（1969年）以及阿波羅17號（1972年）。由於阿波羅17號是迄今最後一次登月，賽爾南成了最後一個在月球留下腳印的人。（圖 / wiki）
那之後的半個世紀，人類科技持續進步，各式各樣科幻電影裡的發明變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但也將生活變得更加複雜，更加沒有答案。稱為夢想的東西日益遙遠。一九六○年代像根火柴一樣劃過，但是那個時代也留下了永遠讓人揮之不去的畫面。人類第一次從遠處看著這整個星球，想著脫離重力的可能性。我們終得回來，在日常生活的繁瑣困惑繼續下去，但總有些人記得那一幕。
崇凱顯然是記得那一幕的一位。回望那個時代的臺灣，在戒嚴統治的封閉中，遠遠地眺望世界的青年男女，一方面，身在現代暗面一環的黨國威權體制下，他們更早更直接地感受著現代世界帶來的挫折與創傷；另一方面，處在現代世界體系的邊緣，從有限的資訊碎片，看向遠方夢想的一瞬之間，他們仍然想像著爭取著可能的現代、那未完成未實現的現代。在幻滅之中如是前行，這或許便是崇凱透過地球和月球的距離所測量的，臺灣在那個時代沒有趕上的，卻以另外一個方式展開的可能性。
林易澄
臺灣嘉義人，臺大歷史所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合著有《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靈魂與灰燼：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 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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