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BOOK高升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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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老師代表
作者簡介
高雄人，定居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中文所博士，現為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臺北詩歌節協同策展人，性別組織「伴侶盟」理事。長年於清華大學開授現當代文學與寫作課程。著有詩集《你的聲音充滿時間》、《金烏》等四種，散文集《小火山群》、《以脆弱冶金：楊佳嫻私房閱讀集》等六種。另編有散文選與詩選數種，最新出版為《刺與浪：跨世代台灣同志散文讀本》。
作家的惡夢很多，截稿死線固然使人生不如死（這痛苦是普世的，請參考《死線已是十天前：日本文豪的拖稿地獄實錄》），書籍出版才發現顯眼錯字，沒救的感覺也常使人內心一灰（這尷尬也屬於普世，請——參考你身邊任何一本書）。
拖稿拖過死線變成理由伯，可以轉化為文人傳說，寫錯字，則難登大雅之堂，甚至變成了反向的污點。網路上的萬年哏，說文學科系的人就算災難臨頭還是只會糾正別人「在」「再」寫錯；一開始是嘲弄，意味著文學科系的人沒三小路用，現在文科人也會拿來自嘲了，上街抗議一起去，手拿標語牌「在」「再」要寫對啊。又比如一度看到某些更年輕的讀者或作者，認為在意錯字乃是漢字霸權、華國心態，我明白政治總在區分敵我，分判越簡明越擴大就顯得越純粹絕對，卻可能剝除了事物的複雜脈絡，在意「字有沒有寫對」，我以為是講究文字者的基本功，至於把這件事情上綱到什麼地步、引申為何種含意或階序，當然可以仔細辨明，但未可一概而論。一概而論正是文學的敵人，因為文學總要求我們更寬闊地去想像、更細緻地去理解。
而我，則確實在意「在」「再」是否用對了，在意林「燿」德不要寫成林「耀」德，濫「竽」充數不要寫成濫「魚」充數，是「播」出節目，絕非「撥」出節目，是富有「潛」力，絕非富有「淺」力。
對於錯字的不在意，正折映出對於文字精確性的輕忽，甚至涉及語感欠缺斟酌、口語和書面的混淆。例如，學生寫信來詢問事情，回覆後收到學生的再回覆寫「知道了」，是雍正皇帝批奏摺嗎！書面報告陳述小說內容，「然後白流蘇就回上海了，然後她其實沒有死心在那邊等，然後范柳原真的來找她了」，我是范柳原然後我都想回香港了。事實上我完全同意《語言癌不癌》中何萬順老師的觀點，口頭報告時，「然後」一詞稍稍給予口說和思考上的緩衝，不見得就是語病，我自己緊張起來大概也如此；書面寫作卻是比較有餘裕的，表意乾淨精準，也能顯示出寫作時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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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自沉於昆明湖，寫成自「沈」於昆明湖，視覺感受就有差異，「沉」更具沒頂感。有時看到寫作者以「轇轕」代「糾葛」，以「髣髴」代「彷彿」，更纏繞，或更飄蕭，未必需要，卻能提供視覺上小坪數的動感。我不常使用僻字，但是我不排斥在讀他人創作時讀到僻字，只要它不是連篇累牘地出現（除非是夏宇又舉行降靈會那就合理），且具有合理的功效，從上下文略可理解其義，兼能點眼（必然的風險：可能變成礙眼）。
究竟是不是錯寫，可能與時代變遷、字音形義衍化有關，古代時通用，現代不通用，學生寫出來時要不要指出來呢？我想還是需要的，順勢補充其變化。另一個情況是，表感嘆與狀聲的字眼「啊」和「啦」，學生多作「阿」和「拉」，「我好難過啊」變成「我好難過阿」，也不是不行，雖然看不太習慣，如果筆下人物大叫「啊啊啊啊啊」寫成「阿阿阿阿阿」，主觀感受上我覺得他真的「狠」驚訝——
讀早期現代文學常能看到的「狠」作「很」用，胡適寫「我不知何故，心裡狠歡喜」（〈三溪路上大雪裡一個紅葉〉，1917），晚二十年出生的張愛玲就困惑了，和姑姑辯論「狠」「很」的用法，姑姑不得不承認這字的意義改變了：「現在沒有人寫『狠好』了。一這樣寫，馬上把自己歸入了周瘦鵑他們那一代。」周瘦鵑是更上一輩的作家了，姑姑身為大都會時髦職業婦女，一想到以「狠」表示「很」會給人過時之感，「果然從此改了」（〈姑姑語錄〉，1945）。現在因為不這麼用了，讀起來反倒帶著陌生化的力量，「狠歡喜」，好像歡喜到皮膚上都出現一條條紅痕了，快樂與痛並存。
不過，我教書生涯中，錯寫而讓我大笑出聲的，是學生交上來的報告把張愛玲〈第一爐香〉寫成〈第一香爐〉了，通篇都是「香爐」。不知道學生是因為也讀過《北港香爐人人插》而搞混呢，還是台灣的中文使用裡，「香爐」比「爐香」常見，所以下意識寫錯，或根本從頭到尾都以為是「香爐」。然而，這確實就是一個早熟少女變成純愛香爐的故事，〈第一香爐〉比起〈第一爐香〉，猶有另一番滋味，創造性的改寫讓人激賞（嗯？）。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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