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活在一個步調極快的年代。許多看似無涉「時間」的事情，其實息息相關。例如，這是一篇以兩千五百字為限的文章，預設讀者能在十分鐘左右看完。而螢幕前的您可能會在十秒內決定是否繼續。若不，《政治時差．時差政治》將與您擦身而過。
這種步調也在改變許多事情的意義，翻轉價值觀，甚至摧毀本該慢慢來的事。例如，當民主在百年前快速擴展至全歐時，內建於這制度的緩慢機制（包括三權分立，政黨必須在議會充分討論法案，人民在媒體報導底下形塑輿論）曾被視為一種體制性優點，因為獨裁者可在一夕之間決定發動戰爭。即使在兩次大戰之後，對這種缺乏效率的制度寄予厚望者仍佔多數。
時至今日，許多人的態度變了。尤其當中國經濟快速崛起時，連曾被譽為民主典範的美國都急了。十九世紀，美國人民會把眼光放遠，投資未來，也能支持那些願意擘畫十年乃至百年大計的政治家。如今，快才是果斷，才是效率，慢則會落後，注定被歷史或選民淘汰。內建於民主的慢，一轉眼全成了缺點。
工作型態的改變，既是加速的因，也是果。在歐洲，週末曾是不該工作的日子，人們也會在許多節日放慢腳步，大家共同歡慶或紀念某一件事。那種時刻對鄂蘭來說，就是真正的「政治」時刻，因為一群人在當下將成為一個共享某些意義的集體，成為一個共同體。基督教式微之後，「禮拜日」則不過是一個星期七天當中的一天，不具特別意義。人與人也難以再像過去那樣凝聚在一起。
以上幾個例子突顯了「時間」與「政治」的關聯性。西方哲學從十八世紀即開始思考如何因應社會分裂，如何重新凝聚人與人之關係的問題。愛國主義及新的宗教是常見的方案。接下來的世紀則靠民族主義及革命運動，及至二十世紀則是反殖民及共同對抗帝國的建國運動。
冷戰後期，強調經濟萬能的新自由主義崛起加劇了人際疏離感，也造就了各種新興宗教、倡議團體乃至單一議題取向的政黨不斷崛起，提供認同感與生命意義方向。呼籲不同團體該寬容對待彼此的各種政治理論也應運而生，包括講求多元的自由主義，社群主義，文化多元論，重談共善與團結的的共和主義和審議民主乃至社會主義及社會福利主張。
這一切跟島嶼命運有關？有。首先，數次大規模的外來移民，不僅意味著族群的多元性，各個族群也會帶著他們的身分認同與集體記憶來到這裡，因此，島嶼上多元的史觀，對過去的理解及對未來的想像也有所差異。甚至原本不屬於這裡的曆制及紀念日也跟著進入了島嶼。不同的掌權族群，也傾向把專屬於他們的「時間」強壓在所有人身上。族群之間的疏離與互不認同本身就是一種「異化」（alienation），而強壓特定史觀及集體記憶於他人之上，更是一種。
其次，海權時期，島嶼數次在新舊帝國交替過程中被捲入了國際戰爭，然後以某帝國的殖民地或某主權國家的一部分，進入了現代世界，但從未有機會全權決定自己的命運。十九世紀民族主義及革命時代也是如此。高舉「民族自決」原則的國際聯盟時代還是如此。進入了《聯合國憲章》允許永久住民採取「人民自決」來獨立建國的二十世紀中葉，仍是如此。島嶼命運跟人類的共同政治趨勢，似乎總存在著時差，甚至以一種異化方式存在著。
再者，多數人似乎也忘了中華民國不僅是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在該組織於一九四七年責成「人權委員會」草擬《世界人權宣言》時，副主席正是中華民國安理會代表張彭春。根據該宣言擬定的人權《兩公約》於一九六六年底通過，國民黨政府也在第一時間簽署，且最後正式批准的是馬政府。二〇〇九年，《兩公約》成為中華民國國內法。然而，當聯合國根據人權《兩公約》從二〇一〇年開始在國際上推動轉型正義，希冀以此來鞏固民主的時候，許多國民黨人卻堅決反對，甚至認定那是一種仇恨政治，不義的政治鬥爭。這又是一種時差，而且是因為遺忘。對於一個自己曾參與打造卻認不出來的世界，可說是教科書版本的異化。
最後，涉及時間維度的異化，莫過於未善盡轉型正義而操作著民主制度的政治。一來，那意味著威權時代的各種社會、經濟、政治遺緒恐持續影響著選舉的公平性。二來，人們也可能持續以威權時代的思維和習慣來進行政黨競爭，而不是致力於培養民主制度所需的溝通對話技能，或學習妥協的藝術。對民主跳級生來說，解決異化的方式也許就是補課。
不過，補哪一種民主課呢？古希臘的民主是人民當自己主人，包括絕不受外人管理。始於英國憲政的現代民主，以保障人民權利的憲法及代議政治為主。法國大革命掀起的人民主權民主，則著重於人民意志的表達與行使，而公民投票是最終極的實踐方式。《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都高舉人民自決權，而人權《兩公約》則同時包括了法式及英式民主的核心要旨。
不可否認，採取不同的民主理念，對臺灣的民主實踐會有不同理解乃至不同評價。另一個事實則是，島嶼民主化是在美國奉行新自由主義並據此布局全球經濟的八〇年代進行。也因此人們把當時強調政治就該拚經濟、拚經濟就是拚自由貿易的想法也移植過來。連帶地，美國的意識形態及當中的民主理念、速度感、急躁也一併移植了過來。移植來的新自由主義與未除的威權遺緒，於是相互作用，併發為另一種時間性政治異化：那就是一種把島嶼命運和鄰近大陸綁在一起的宿命論，認為接軌崛起的中國才是拚經濟的方法，才是理性政治，而支撐這一切的則是不以島嶼本身為主體的大中國史觀。至於反省歷史，為過往遭受國家暴力的人平反，則是坐實了仇恨政治之說。
鑑於每一種政治想像及改革，也都涉及了一種關於過去與未來的理解，各種衝突都存在一個時間維度、具有時間性的認知差異。《政治時差．時差政治》這本書將這類的認知差異稱為「政治時差」，而種種的政治時差造成的整體困局則是本書所謂的「時差政治」。
這是本書書名的來源。筆者主張，臺灣正處於一種嚴重的時差政治當中，而根本原因則是一次次移民潮與一次次的外來思想移植。筆者將這兩股各自存在內部的張力、彼此互相牽動的力量，稱為「雙螺旋時差結構」。這結構一方面讓不同族群對過去、未來乃至當前處於哪種危機，有南轅北轍看法，另一方面則導致人們對「轉型正義」、「民主」深化乃至「國家」正常化方向，也眾說紛紜。
《政治時差．時差政治》於是以此為問題意識：我們該怎們做才能突破「雙螺旋時差結構」的政治格局，解決多重性異化，走向穩健的民主政治？
政治時差.時差政治：敘事共時性作為民主政治的一種想像(零時差親筆簽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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