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歷史巨著《大逃離：羅馬帝國滅亡如何開啟現代經濟大分流》由黃煜文翻譯，衛城出版社引進台灣，造福中文世界讀者們。在過去三十年間，冷戰結束與蘇聯東歐帝國瓦解之後，西方霸權推動經濟全球化，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裡獲得驚人的經濟成就，卻能維持黨國獨裁統治，甚至推動改變全球地緣政治的「一帶一路」政策，一時之間似乎又重拾了往日的帝國榮光，也影響了全球歷史學者的學術辯論。
在中國崛起的挑戰下，人們開始懷疑過去的西方崛起，其實僅是地理優勢與偶然機遇所導致的結果？一旦中國進入現代科技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軌道，是否會導致「東昇西降」的地緣政治終局？
現代國家崛起與資本主義發展的起源，向來是社會科學裡的關鍵謎題，在當代全球政治實力變遷、美中對抗的衝擊影響、與民主／威權體制競爭的激盪下，《大逃離》一書重新梳理且回答了這個問題。本書的作者沃特．席代爾（Walter Scheidel）曾經出版不少重要的歷史著作，很能引起學術爭論，例如《大平準：從石器時代到二十一世紀暴力與不平等的歷史》，該書認為人類社會裡的不平等相當強韌，通常是歷史上最慘重的戰爭或災難，才能有效夷平貧富差距。席代爾之後的這本著作《大逃離》則是比較羅馬與中華帝國、以及北非西亞、南亞等歐亞大陸上的主要生態區域，認為歐洲的歷史特徵是在羅馬帝國之後的長期政治分裂，其他地區則有更長期穩定的帝國霸權，即使是帝國短暫崩潰，仍然經常以帝王獨裁制度重建起來，造成該區域內政治權力的長期壟斷。
大逃離：羅馬帝國滅亡如何開啟現代經濟大分流
羅馬帝國的崩潰是歐亞東西方人類社會的第一次大分流。依照另一位重要全球史學者伊安．摩里士（Ian Morris）的計算，羅馬帝國崩解後歐洲分裂，經濟後果相當慘重，特別是從西元第六世紀開始到十五世紀為止，東方的社會經濟發展程度領先了西方長達一千年，直到地理大發現與工業革命之間的大約三百年，東方才被西方逆轉，後者從西北歐建立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基礎，此即另一位加州學派的歷史學者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所說的第二次大分流，中華帝國、伊斯蘭世界、東亞與南亞諸國的經濟與科技雖然也有緩慢的成長，卻遠遠被西方科學革命與工業機械拋在腦後，對全球史學家與社會科學家來說，這兩次大分流的前因後果，塑造了今日的人類世界。
伊安．摩里士作品：《人類憑什麼：覓食者、農民、與化石燃料——人類價值觀演進史》
伊安．摩里士作品《西方憑什麼：五萬年人類大歷史，破解中國落後之謎》
彭慕蘭作品：《大分流：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中國與歐洲為何走上不同道路?》
有關人類發展的地理或環境決定論著作，或許以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一書最具代表性，該書認為歐亞大陸上可馴化的動植物分布，優於其他大陸，也引發了人類創造農業帝國文明的生態條件，伊安．摩里士以中國所面對廣闊的太平洋、季風與洋流等不利條件，說明歐洲航海家觸發地理大發現的大西洋優勢，彭慕蘭則認為工業革命有可能發生在長江中下游，但是英格蘭有更好的礦產與海外資源剝削等地理條件。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時代，前述的動植物可以跨海養殖、太平洋沿岸的貿易額已經超過大西洋，西方崛起看起來更像是地理、剝削加上運氣的結果。《大逃離》一書顯然不這麼認為，為此還特別寫了地理反事實推論的一章。
在制度論的文獻裡，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與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的兩本鉅作《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與《自由的窄廊：國家與社會如何決定自由的命運》相當有代表性，前者認為「廣納式制度」，例如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才是決定經濟繁榮的主因，美國與墨西哥邊界、北韓與南韓的差別，都是明顯無關地理因素的案例；而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力量長期互相抗衡、導致國內政治權力分化的「紅皇后效應」，才能引起政治民主與經濟發展「廣納式制度」的正向循環。
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25週年暢銷紀念版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
自由的窄廊：國家與社會如何決定自由的命運
前述大歷史的論述，雖然是在討論「逃離羅馬」與西方崛起的關係，放在戰後東亞轉型的歷史脈絡裡，具有強烈的即視感。在東亞經濟起飛的論點裡，其實也有過地理決定論、文化決定論與制度論的觀察，例如把東亞島鏈看成《亞洲的地中海》、東亞儒家文化與新教倫理的類比，或是隱含冷戰國際競爭與國家透過產業政策間接管制資本的發展型國家理論，《大逃離》一書更直接把歐洲諸國當成了第一代發展型國家。若是將東亞奇蹟當成是第二次大分流的餘波，則香港、臺灣與東亞諸國也要「逃離北京」才能經濟起飛與持續發展。如此看來，對於當代中國能否崛起並取代西方霸權，本書也給了一個以古喻今的結論。
大逃離：羅馬帝國滅亡如何開啟現代經濟大分流 (電子書)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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