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光陰中照見自己了嗎？──陳德政談普立茲首獎作品《Stay True 保持真誠》-博客來選書-博客來獨書報-OKAPI閱讀生活誌 (2/2)

四處闖蕩，選擇你想成為什麼樣的人，進而強調並修飾你的哪些面向。

徐華在這裡提到的重點就是選擇——身為美國人，該如何進行自己形象再造的工程，該成為什麼樣的人，該加入哪些群體，該穿什麼衣服、讀什麼書、看什麼電影，這些都是有意識的選擇，可以塑造出更明確的社會認同。但在另一個層次上，徐華的爸媽其實也在做選擇。他們當初抱持美國夢移民的時候，就選擇了另一種生活，甚至還要選擇自己的英文名字。這種行為的寓意頗深，不只選擇了別人該如何叫自己，也選擇了自己的新身分。大家會移民美國，不外乎就是為了幾個原因，第一就是改變的機會，第二則是移動的自由。徐華的爸爸讀理工科系，那時的台灣還是戒嚴年代，而他爸爸在美國發表了關於釣魚台的反動言論，所以有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回不了台灣。徐華一家因此只能留在美國當美國人，開著一小時的車程——對他們來說並不算太遠——只為了去中國超市買一罐醬油。

劉梓潔在《父後七日》其中一篇散文〈返鄉者〉裡寫了一段話：

可我相信，潛藏在心中的，我們仍是一個鄉下小孩。放大來說，就像是，土耳其作家到了美國，印度作家到了英國，成為英語流利，以英文寫作，用英文上課的教授級作家，但他們畢其生探索的，仍是那離散情結，他們寫的東西叫離散文學。

徐華在書中也提及了離散這件事情：

我們同為亞裔這件事，對我而言比對我的導生還重要，對我而言，亞裔美國人是一個雜亂任意的身分類別，卻也是產生自同一份集體奮鬥的身分類別。那是個寬廣到足以容下我們所有希望與精力的類別，有著貫穿不同國籍與階級的相似之處：難溝通的父母、食物的文化重要性、在家裡都要脫鞋。我們的年輕導生只需要了解到，這樣的一種社群同樣是屬於他們的。

徐華在大學時曾擔任過亞裔國高中生的老師，他們的認同和自己有所不同，他也因此在書中提及「離散」相關的話題，體現出他們之間的世代落差。其中說到了食物的文化重要性：食物在我們的生活中的確扮演很重要的一環，西方在提及亞裔時，也總會帶有許多刻板印象。「左宗棠雞」便是一個例子，去到美國的華人餐館必點這道料理，而紀錄片《尋找左宗棠》（The Search for General Tso）則揭露是來自台灣的大廚之手——算是某種台灣之光。左宗棠雞至今已散布到世界各地的華人餐館中，無論是在里斯本或是哥本哈根，都能看到它的身影。這道料理或許也可以作為西方對東方的一種想像，而這方面的問題正是徐華一直在探尋的。

他們玩弄的是刻板印象，而且只玩錯的。接著又來一遍。

徐華在書中這麼寫道，將刻板印象詮釋得幽默又深刻。這就讓我想起匯豐食品公司出產的「是拉差香甜辣椒醬」（Sriracha），我在台灣從來都沒看過，但只要是在美國讀書或工作過的人回台，想念華人餐館的味道時就會去買這款甜辣醬。它和左宗棠雞一樣，出現在全世界的華人餐館中；而同樣的東西也包含幸運餅乾。在美國的影劇作品中，常會看見白人角色叫華人餐館的外送，餐點裡面一定有幸運餅乾，這在台灣都是很少見的，算是一種刻板印象。

美國人對東方存有刻板印象，而東方的東西也可以再玩回美國。例如，有藝術家將是拉差甜辣醬玩成普普藝術，而普普藝術正是安迪．沃荷（Andy Warhol）發明的。安迪．沃荷曾以可口可樂作為普普藝術的畫作主題，可口可樂是美國文化最尖端的象徵，沒有什麼比可口可樂還更美國的了。

去年，有一齣由亞裔演員主演的影集《怒嗆人生》（Beef）受到廣大好評，劇裡運用幽默、深刻和有點哀傷的手段，來描述亞裔美國人在美國生活的處境。女主角的先生是一位日裔美國人，和阿健很像，又高又帥，還接受很好的教養。他的認同和其他亞裔美國人很不同，日裔美國人在美國已經生活了幾個世代，而且日本也因為發達的科技和文化，受到美國的尊敬。徐華在書中有提到，身為日裔美國人，他們體驗到的美國和其他亞洲移民所體驗的美國，是不太一樣的。

Beef(2023) (Source：IMDB)

移民議題往往從推拉理論角度來探討：

有些事物將你推離家鄉，另一些事物則將你拉去遠方。

我不懂為什麼爸媽想回一個他們當初選擇離開的地方。

台灣在一九八七年解嚴，徐華的父親無法回國的身分困境也跟著解禁。一九八○年代的尾聲，台灣的半導體產業非常發達，徐華的父親作為工程師，決定到新竹工作。他之所以會回到台灣，把太太和徐華留在加州，相隔一座海洋，除了因為不用再開車一小時去買醬油，還有一個原因是徐華沒有在書中講明的：因種族歧視而在職場上遭遇到的隱形天花板。他不是正港的美國人，在美國沒有更好的工作機會，但是回到台灣就能當上高階主管，正是因為這樣才會選擇回去。徐華的父母當初想在美國闖蕩，後來見到美國夢的美麗之處，也看到其現實殘酷、偽善的一面，這種複雜矛盾的面向就是美國吸引人的地方。

徐華的父親回到台灣時正值九○年代，徐華也跟著步入青春期，父子倆在那網路尚未普及的年代以傳真機來溝通。傳真這部分很為本書增色，因為徐華會在內文引用爸爸在傳真紙寫下的話，可以從中讀到父母對於青春期小孩的期盼、叮嚀和關切。徐華的爸爸還會去台北的唱片行，買下徐華可能會聽的卡帶，想搞清楚自己兒子在聽的音樂，和兒子有共鳴。多年前，他也做過一樣的事情：在剛到美國時，跟著美國同學聽巴布．狄倫（Bob Dylan），也就是那時美國進步青年該聽的音樂。這種融入美國的方式相當有趣。

徐華在書中花了非常大的篇幅，闡述超脫樂團（Nirvana）的主唱寇特．柯本（Kurt Cobain）。他和珍珠果醬樂團的主唱艾迪．維達（Eddie Vedder），也就是曾參與電影《阿拉斯加之死》（Into the Wild）配樂的製作人，都是那時西雅圖音樂風潮最當紅的主唱。雖然同為搖滾樂團，但在徐華的心裡和耳中，珍珠果醬俗不可耐，超脫則是至高無上。寇特．柯本已經過世三十年，成為了永恆的圖騰，永遠年輕。

Kurt Cobain (1967-1994) (Source：wikipedia)

Eddie Vedder (Source：wikipedia)

搶在其他人之前、早幾分鐘吸收到的新知，能轉換成一種利基型社會資本，而我又是個勤勉的學究。

我認識每個聽起來有點神似超脫但還沒人聽說過的樂團。

Nirvana 對我唯一的指引就是興奮感。

徐華在書中的這段文字使我發笑，完全描述出喜歡聽另類音樂的人的某種心態。就像和朋友提起時，朋友為了裝酷而裝懂，回家才趕快做功課的感覺。而搖滾音樂對於年輕人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勾起興奮感。

通常，我不習慣看到阿健坐在後座。有那麼幾個晚上我們開車在柏克萊附近晃蕩，他腿靠車門，雙眼掃視地平線，尋找尚待一探究竟的咖啡店，以及幾間我們滿二十一歲後便能經常光顧流連的偏僻廉價酒吧。

他向來過度盛裝——有領上衣、Polo夾克，就是我永遠不會穿的那些東西——或許那只是表示他準備好來場冒險了。多數時候，我們就花一首歌的時間開車去7-11買菸。

在那年紀，時間流動得緩慢。你渴望著發生些什麼，在停車場打發時間，雙手深插口袋，試著想出接下來該前往何處。生活在他方，而該做的不過就是找出一張指向他方的地圖。又或許，在那個年紀，時光飛逝；在你心急地想要有所作為，而當事情發生，卻又忘了去記住。一天像是永遠，一年長若一個地質年代。

這段描述讓我想起一首歌——非凡人物樂團（The Smashing Pumpkins）的〈1979〉。這首歌也就是我這代人的出生年代，MV的情境也跟這段文字相似，講述幾個年輕人開車去便利商店買酒，享受著無所事事的郊區生活。而徐華將一首歌作為測量時間的單位，也能看出他對音樂的喜愛。

如何離開他而不拋棄他？

我拾起筆來，試圖把自己寫回過去。

我越是寫阿健，他就越是像另一個人。

這段話非常有意義，探究自己從記憶中拼湊出來的回憶，到底有多少真，又有多少是想像出來的。在摯友過世二十多年後，寫出了一本紀念他的書，讀者能從中讀到什麼，自己寫下的又是什麼，這是徐華對自我很深刻的探問。這段話也讓我想起《鬥陣俱樂部》（Fight Club）。在這部電影中有兩位主角，其中一人有名字，名為泰勒，其中一人則無，只是敘事者，他們兩人會同時出現在劇情中。最後，觀眾才會驚覺原來兩個主角是同一個人，泰勒只是敘事者的想像，一個他自己所渴望的人格，渴望的人生，渴望的另一種身分。在超譯這本書的情況下，《Stay True保持真誠》其實可以是一本後設的小說——阿健是徐華想像出的人，一個比他酷、自己相當嚮往的人。而同時，阿健也嚮往著徐華，所以當他們兩人拼湊在一起時，會形成亞裔美國人很完整、理想的形象。一旦分開，卻都各存有某一種缺陷。

Fight Club(1999)

閱讀這本書可以有很多方式，能夠從不同觀點切入，當中最動人的，就是他對死去摯友的深深懷念。其中還有對台灣的描寫──以及台灣小孩如何在美國尋找安身立命的所在，這些都是非常深刻的。

※以上文字整理自2024年台北國際書展講座「你在光陰中照見自己了嗎？──普立茲首獎作品《Stay True保持真誠》新書分享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