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臺灣文化菁英的置換
 
　　再來就戰後臺灣的文化菁英的歷史形構而言，1949年國共內戰後，隨國民政府遷台的大批軍民遷台改變了臺灣的社會結構，也因此改變其文化風貌。日治時期位居殖民社會中上層的台籍社會菁英，一夕之間失去了原本夢想的憧憬，他們以為回歸祖國後可以成為主導整個臺灣社會的上層階級。但是，戰後臺灣並沒有像諸多二戰後新興獨立國家的後殖民狀況，這些以日語為上乘語言和西方文化為精緻文內涵的文化菁英，被禁止使用日語並強制推行國語運動，從而變成失語的一代。二二八事件更衝擊不少台籍菁英，不只禁止發聲，更因強烈的暴力手段，淨空社會空間的上層位置，其中最劇烈者莫過政治文教方面的文化菁英。旋即，國共戰爭失利，120萬軍民遷台，就社會空間位置而言，主要占據了大部分文化教育，以及軍事行政的上層位置，以及全部國營事業的經濟生產單位的中上層主管，形成所謂「軍公教人員以外省人多」的事實。
 
      單調重復的戰鬥／軍中文藝，以及對祖國的懷鄉文學成為50-60年代的文學的主調。於是，一直到70-80年代持有上乘文化的社會群體，也就是在上層社會擁有文化資本者以外省群體居多，他們才是精緻品味的定義者，如昔日上海和江浙地區的錦衣美食的風格。然而，擁有經濟資本者卻未必是這些人，除了少數的渡海的資本家（如遠東紡織等），大部分資本家不論大小，還是本省人居多。於是，至少在戰後的20-30年間，很明顯的持有高經濟資本者，不見得是同時持有高文化資本者，就像法國社會從十九世紀以降的布爾喬亞文化一樣。這種歷史形構使得臺灣的「布爾喬亞文化」與法國的在性格上有很明顯地差異，他們及其子女會傾向外來的文化實踐或是回歸本土文化，反而對傳統中國文化較為陌生。

　　但隨著臺灣經濟的發展，原本從農村釋放的人口到工業部門的人口，造就大批的勞工，也形成新一批小資產階級的自營業者，所謂黑手變頭工的中小企業業主。他們的第二代其中部分更成功轉型成較大的公司或企業，慢慢進入社會上層階級的社會。臺灣上層社會菁英這種特殊的形構過程，也塑造了一個臺灣社會菁英與文化關係的特殊現象：擁有經濟資本的上層菁英和持有文化資本的上層菁英，社會出身「可能」並非同來自同一批家族網絡的背景，亦即，作為文化菁英的作家和藝術家，可能不見得是傳統上在工商業大家族的後代為主（除了少數如彰化新港林家出身的林懷民、連家出身的林文月），而是原本即在軍政與文教占有中上層位置的外省移民。這形成一個有趣的問題：如何解釋臺灣的「布爾喬亞文化」？它是否存在？就比較文化史來看，布爾喬亞文化至少在歐洲和北美，甚至日本都在19中後期世紀以後的現代社會扮演關鍵角色，形成某種主流文化的基本模態。這種為布爾喬亞的消費而做、美化其生活方式，大部分文化菁英也由他們的後代子女組成是這種文化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