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正在臺灣閱讀《區判》一書對我們臺灣文化提出思考的靈感。吾人不需要以布赫迪厄的理論架構來思考臺灣社會。畢竟，臺灣社會與法國社會不同。但是如何不同，《區判》的閱讀給讀者靈感，透過對人的社會分類以及對事物和文化實踐的社會分類之間的關係，即是在思考臺灣的文化形成，先思考社會結構空間裡不同群體的位置取得及其變易，方能精確掌握他們持有的文化資本樣貌。最大的不同就在於臺灣曾經歷殖民統治的社會，因此在討論臺灣的文化菁英時，應加上加入後／殖民的文化向度。上層社會的組成分子雖然沒有因日治政權的更替而改變，但整體臺灣的上流社會相對於日本人和日本帶來的西方文明卻降了一階，形成類似雙重殖民社會的文化形態，一方面臺灣菁英戮力學習日語和日本文化，另一方面，又透過日語吸收西方的現代知識與思想。戰後臺灣文化菁英大洗牌後，以中國文化為主流文化的外省族群盤據主要的上層社會的文化場域。兩批文化菁英在政治爭奪戰所留下的痕跡，也因此多少形構臺灣戰後整個文化的基本樣態。
執是之故，臺灣的中產階級及其文化必須從這種雙重的文化結構來探討，而這種雙重文化結構又與其歷史過程中的雙重社會結構的形態有關。前述布赫迪厄提示中產階級不是從任何社會學嚴謹的定義來看，而是從人群分類等級裡，自認為也同時是客觀被視為的中間位置，也就說是關係性的被定義及自我定義的。所謂「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只不過是中間位置的表述，更是一種在一切奮鬥往社會階梯上爬的努力都用罄後，參透一切的任命與了然態度，較常發生在45歲以上，私人企業或公部門的中級主管身上。中產階級更多是努力往上爬的形象（有為青年、努力奮鬥的上班族、想翻身的小資女等等），他們不滿於現狀，努力達成「五子登科」的美滿生活，即中產階級舒適消費水準的生活。由於中產階級本來就是一個社會中間的尷尬位置，自身原本沒有就沒有專屬的文化，而是以上層的主流支配文化經過藝術民主化的過程而普及的，或挪用工人或農民的大眾文化的方式以對抗主流文化的支配。
當然，以上論點不免有跳躍之嫌，在證據上也非常不嚴謹。這是因為此本主旨不在提出臺灣社會研究的理論系統，而在分享在臺灣的脈絡下閱讀布赫迪厄《區判》一書所獲得的一點啟發與刺激。這些反思性的想法，尚待日後的經驗研究提供更札實的證據與更精確完整的論述。也希望，藉此拋磚引玉，有更多的讀者分享他們的閱讀啟示，進一步更深入臺灣社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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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邱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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