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是《失敗者回憶錄》令我真正成為李怡的讀者。
在認識李怡之前，我一直很難想像，有人可以寫時事評論寫一輩子——從30多歲寫到80多歲，超過50年的時間，並且在每一個時代，都有無數新讀者加入，而老讀者依然跟隨。這意味著無論世界有多少次、多巨大的改變，每一次，他總要置身於經歷變革的集體心靈深處，準確捕捉它，甚至跟隨它變動，才能贏得一代又一代被變革席捲的年輕人的心。
從1960年代開始，直到2020年代，李怡正是這樣，以香港為據點，筆耕不輟半世紀，緊緊跟隨、親歷、記錄了華人社會幾乎每一次重要的集體思潮。許多次他身臨歷史一線，甚至自己就是當事人，或主持的園地本身就成為重要的思潮策源地。
我生來已晚，在媒體上認識和參與李怡所身處的思潮潮湧，已是二十一世紀之後的事。他最後一個主持的言論陣地是自2006年起的《蘋果日報》，但那時，我閱讀他的政論，已感到自己的許多觀點與他不同，甚至激烈矛盾，且我並不能理解這種矛盾。
直到最近兩年閱讀《失敗者回憶錄》，我才大致明白了那種時空錯位的感受。
失敗者回憶錄(上/下不分售)
我沒有經歷過從《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那段歷史起伏，李怡的前半生所捲入或策動的思潮風雲，對社會主義中國理想的投入與幻滅，對自由資本主義的接受與全面擁抱，對我來說已是需要在圖書館裡查閱的史料，很難有切身體會。李怡的後半生，他在香港蘋果日報主筆及主持言論版的日子，反思與批判的對象仍然是他年輕時被裹挾其中的「列寧式社會主義」——他對平等壓倒自由的狀況尤為敏感，對以「追求所有人平等」的理想之名卻帶來「少數人使均之的權力集中」的暴政之實，充滿警惕。因而，他對「平等」的政治理念非常不信任，常認為這是虛偽的政治正確，「自由」才是他後半生貫徹始終的追求。
而我在新自由主義成為世界主流的二十世紀末成長，無論在中國還是在香港，經歷的恰恰是對經濟自由的單一崇拜導致的資源分配不均，貧富懸殊的社會結構再度板結的時代。全球化與科技發展曾帶給人嚮往，但他們並沒有把世界變「平」，反而更深地加劇了這種不均，於是我們目睹著新的極權在這樣的結構裡被一點一點豢養長大。
因此，儘管李怡與我感受到的危機相似，但我們對危機的成因，以及理解它的方式很不同。我們都認同「自由」極為重要，但對我而言，平等不是虛偽的議題，追求自由不能沒有平等這一維度的限制與平衡，面對公眾更不能化約為「左」、「右」就直接站隊。
所以很長一段時間，我並不是李怡的讀者，也對他與社會思潮的同步變化充滿疑惑。
在湍急的歷史潮流，尤其是思潮演變裡，如何評判一個人與社會思潮共同的載浮載沉，本身就可以非常兩極，他是忠於自我，還是與時俱變？愛他的人奉他為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導師。恨他的人說他是前後不一致的變色龍。這評判標準本就不容易掌握——它也取決於評判者自身與思潮的相對位置，一不小心就會掉入黨同伐異、或崇拜或誅心的窠臼。
李怡自己則在人生最後兩年完成的回憶錄中，稱自己為「失敗者」：
「我一生所主張所推動的事情，社會總是向相反趨向發展的，無論是閱讀，獨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在事實敵不過謊言、真理敵不過強權的世界，在權錢色騎劫所有價值體系的世界，作為一個忠於自己的寫作人，很難避免不停地產生挫敗感。尤其是我寫作的時間如此長，面對的中國、台灣和香港的轉變如此大，回想我一生推動的不同時期的目標來說，我想到的無疑就是一個個挫折，是實實在在的『失敗的人生』。」
我是讀完這本回憶錄，才深深明白，以往的困惑來源於何處。
二、
我是晚近幾年才認識李怡先生。大約是2017年，在朋友引介下，在香港第一次見面。之後每隔幾月，我都會去他北角的寓所探望，有時事忙起來，他也會招呼提醒：該飲茶啦！
在文字之外認識李怡，會明白他有那麼多朋友，那麼多立場相反、背景也不同的人都愛他敬他的原因。
未見面時，你知道這是一個傳奇人物。但好奇的我常常還沒來得及問問題，就被他搶先提問，他認真聽我的回答，對我的經歷和視角充滿興趣。一開始我擔心自己的經驗不值一提。但難得的是，聊起天來，你會覺得，李怡真誠地也困惑著你的困惑，甚至痛苦著你的痛苦。他在意發自真心的思考，而透過與他的討論，你也會明白，真誠思考的道路上，你與他只是一同趕路的途人，有時並肩，有時分道，無分高下貴賤，他也從不擅加評判，有時說給你一些自己的經歷，也總會加上一句，「相信你們一定比我有更厲害的解法。」
一開始，我以為這是長輩的涵養：寬以待人，不露聲色。後來才明白，這樣想反而是小人之心了。他總是誠實、直白地寫自己的想法，不加遮掩，也不以宏大敘事繞圈子；但同時，保持好奇與開放，尊重、珍惜其他誠實於自己想法的人，無論觀點是否相同。這正是他能有這樣成就的核心原因——他可以跟許多立場相反、背景也不同的人交朋友，主持言論陣地時，也可以兼容並包，起用不同光譜、交戰激烈的文章，甚至不惜得罪老闆或金主。
他在回憶錄中寫到的許多經歷，都呼應了這一價值的養成過程：
他提及自己創辦《七十年代》時，雖是在左派潮流中，但希望擺脫對極左的盲從：
「那時我深受魯迅雜文影響，魯迅說，自己雖然也算是寫『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因此，『遵命文學』不是遵他人之命，而是遵自己之命。編輯與寫作者，如果不遵奉自己相信的思想意識，一味跟隨聖旨去寫去編，絕不會產生真情實感的文字。⋯⋯創辦《七十年代》的立意，就是在當時左派文化被極左思潮捆綁，以致無法向讀者提供任何有點人味的產品的情形下，嘗試從『遵奉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中走出一條路。」
《九十年代》雜誌，原名《七十年代》，是一份頗具影響力的中文政治、歷史雜誌，由李怡創辦，創刊於1970年2月香港。初期接受中共的資助，1981年脫離左派，1984年更名為《九十年代》。( Source：維基百科 )
「我在編者話中提出，雜誌的讀者應該是它的作者，雜誌的作者也應是它的讀者。意思是，雜誌不是編者作者辦給讀者看的，不是要『教育』讀者，不是用固定的立場觀點去影響讀者，而是由讀者參與對世界社會人生的探討，由讀者作者共同尋求答案。我的這個宣示，表明雜誌會採取開放態度，來稿只要寫得好、有事實根據、有獨特看法，就會採用。由於貫徹這方針，所以後來我也在來稿的影響下改變了自己的認識。我創辦了這本雜誌，這本雜誌也創造了我的後半生。」他提及自己1980年在美東的演講中提出《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進而發展成講稿以及書稿之後，被視為與左派陣營決裂：
「這不是成功的標記，毋寧說是失敗的標記，是我在左派中被認為成功的典範時的自毀前途。不過，文章發表及出書後，我是從未有過的心情舒暢，一種完全忠實於自己、沒有利害考慮的我手寫我心的感覺。太美妙了。」他也在實踐中明白，多元價值能夠實踐的基礎，來自自由，並以一生捍衛於此：
「我由自身經驗，看到香港的自由言論對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影響，這裡可以看到兩岸老百姓看不到的資訊，可以接觸到有親身經歷而又毋須顧忌因言致禍的人，這裡左右派思想可以互相衝擊，也可以和平交流，在各種資訊中作自己的判斷。在這裡，憑良心講話不會損及自身安全。言論自由，對所有的政體，對所有人民權利，都是必不可少的。」
他的回憶錄與其說是一部個人生涯、歷史事件的記述，不如說是某種社會思潮的回憶錄。就像他自己在文中所寫：「因畢生事業所繫，回憶錄的記事不是重點，重點在心路歷程。而心路的起點是怎麼樣的社會意識，是首先要探索的。」
三、
李怡曾一直無法拿定主意，是否要寫回憶錄。2017年之後，每年去他家聚會，我們也會談起這話題，他總有兩個放不下的心結：一是，我這一生的經驗，對年輕世代沒用了吧？寫下來有那麼重要嗎？二是，寫自傳總難逃羅生門式的自我美化，我見過許多人的自傳，歪曲歷史到了不堪入目的地步，自己會否也這樣而不自察，最終淪為歷史的笑柄？
第二點，每每人們都勸慰他，能夠自我警覺、時時自省，就不必太擔心，何況也可以有相交好友從旁查證、印證，避免一個人自說自話。至於第一點，我以前總不能明白這種惶恐從哪裡來。橫跨二十世紀跌宕起伏的一生所經歷，若願意分享，定是至為寶貴的公共財富，怎麼會擔心年輕一代不需要，或對未來的世界無用呢？
在2019年香港進入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時，關於回憶錄的醞釀與糾結，李怡一度完全放下了。他像戰士一樣，重回火線，每天寫評論、寫分析，投入了輿論陣地，以筆支持街頭的年輕人，同時也時時惱恨自己老邁、勇氣不足無法走上前線。
我讀著李怡一篇又一篇的檄文，開始明白他為何糾結「回憶錄重要嗎」的問題。在革命之中，沒有人需要回憶。在一座賭上身家性命、努力向前突圍的城市，李怡希望自己站在自由陣線的前沿，是一個戰士，至少如他自己所說，可以為年輕人「在前面擋一下子彈」。他恐怕也希望，香港的年輕人能在這條前線一直突破，而根本不需要來聽老人的回憶錄。
這也是李怡半世紀的角色——在思潮的最前沿衝浪辨析，與最新的讀者對話，而不是在後方耕耘理論，或是書寫回憶。在2019年的紀錄片《坐看雲起時》，李怡這樣講述自己的抉擇：「在香港這種自由和法治下，亦處於中國的邊緣、在夾縫生存的環境下，造就了我的人生。我要維護這種提供我實現人生價值的條件，原有的價值觀，我要維護它直至死為止。並不因為我已年邁，或尋求安逸而放棄，我覺得這是最後的實現。」
回憶錄是歷史的珍貴記錄。但一個一直為當下讀者寫作的人當然知道，只有對未來無望時，人們才會真正轉頭回望歷史。我想，李怡也許期待著這一天不要到來。
2021年4月，在一切劇烈的都歸於沉鬱海水之後，能做的已不多，李怡明白自己最後的責任。他動筆開始寫自己一生的證言，並命名為《失敗者回憶錄》。
回憶錄的起始篇章刊登在《蘋果日報》，2021年6月24日，《蘋果日報》停刊、高層被捕，在被捕風險之下，李怡匆匆移居到台灣。他多次說過，自己不願、不想離開香港。除了生活必需品，全套《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少數自己寫作需要的書和資料，和一把陪伴自己幾十年的椅子，香港家中的東西，他幾乎什麼都沒帶。台北的家更像一個工作室，他的時間除了會客，少數活動，絕大部分都在寫作。他的生命彷彿只剩下最後一個任務：保持自由之身，完成回憶錄，給後世留下證言。
四、
短短不到兩年的時間，李怡身體迅速衰退。也許是覺察到生命狀態的不穩定，他像是要全力抓住最後的時間，所有精神都傾注在筆下，彷彿以百米衝刺的速度在跑一場馬拉松。李怡曾在文中引用屈原的詩「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他說，這句話帶領了自己的一生：「我追求的只是貫穿一生的生命的完成……是一個不斷受挫、卻初心不改的人生的完成。」
他的回憶錄連載最終更新到，2019年6月的香港，《想忘記，又不能忘記的過去》。我想，半世紀風起雲湧，寫到這一年，縱有不捨，李怡也明白，他已盡力跑完了、交代了自己這一程，可以交棒給下一代了。
在這部言詞非常洗練、讀來卻盪氣迴腸的回憶錄中，我更明白李怡與他所身處的思潮的關係。他對思潮的奔流與辯論持開放態度，但對自己立身之位的選擇，是基於最基礎的事實，要誠實，與最底線的價值，如自由。因此他就像一面鏡子，以不斷的寫作折射半世紀華人世界的顛沛流離與思潮演變，同時保持忠於自我的穩定主體，令自己橫跨大半世紀的思考，為歷史留下重要一頁，也成為華人思想史上的一個值得分析的重要樣本。
他說自己是失敗者。但與其說這是他個人經歷的失敗，不如說，他恰恰如鏡子一般，折射了整個二十世紀，前半葉全球社會主義實驗的興起與失敗，後半葉新自由主義一統天下，而後帶來新的分崩離析、危機四伏。如尼采所言，他讓自己實踐在這些思潮之中，活出時代的矛盾。一個「失敗者」，為人類歷史中不斷擺盪的大型思想實驗，留下一個勇敢的註腳。
他喜歡邱吉爾的名言：「成功不是終結，失敗不是終結，唯有勇氣才是永恆」。他認為勇氣是一切品質的基礎，也是他最終越過所有障礙，把疑慮拋在腦後，以最後證言完成人生的支撐。「一個人的失敗人生或是一個人的終結，但不是後來者的終結。一個人的勇氣是他的永恆，也是後來者的永恆。」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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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刻文學生活誌 11月號/2022 第2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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