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亦絢／五個人類學家與「那些過程教我們的事」──簡評《改寫人性的人》-不讀不知道！-OKAPI閱讀生活誌

在台灣史中，森丑之助（1877-1926）的憂鬱，常縈繞我心。這個為了研究出生入死的人類學家，在投海自盡之前，不止一次考慮自殺。目前可以看到的討論，除了驚嘆他對台灣原住民族懷抱的感情之深，研究之勤，關於他的自殺，多限縮在個性或職涯挫折等個人層次。坊間的緬懷常是：「研究，就是對台灣的愛。」然而，如何在更大的背景裡，理解殖民擴張時期的人類學激情？

川越宗一在小說《熱源》中，托猶太裔的俄國人史坦伯格之口，對被流放到薩哈林島的波蘭人、同時也是人類學愛好者布洛尼斯瓦夫解釋道：「其他人種……比較低劣，……歐洲人種才是適合統治地球的領導者。……列強諸國想要的就是這種理論。」結語是「他們想用科學的角度來證實自己的地位」。以現今的後見之明，這令人頭皮發麻。這等於說，當時人類學是先有結論再研究，可以說是把科學倒過來寫了。然而，在人類學知識的「訂購者」與「生產者」中間，應該是發生了奇特的崩解，才出現森丑之助這樣的人類學家，他離統治的原點越來越遠，即便不說徹底反叛，至少可以稱為「貌合神離」。像森丑之助這種「離經叛道」是孤例嗎？如果不是，又為什麼？

這類問題，使人幾乎盼望，要有「人類學家的人類學家」來加以著述。

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台灣探險(台灣調查時代5)(典藏紀念版)

熱源

重新發現二十世紀的人類學家

《改寫人性的人：二十世紀，一群人類學家重新發明種族和性別》，雖然還不到全面「研究人類學家」的程度，卻也頗具此旨趣。作者的妻子就是人類學家，對該書主題，無疑也有助益。

作者查爾斯 · 金（Charles King）著有《午夜的佩拉皇宮：近代伊斯坦堡的誕生》，他在該書近尾聲時，比較歐洲歷史的兩種（他並不滿意的）書寫模式，國族與感傷。認為前者選擇性過強（只抽取與國族有關者），後者則總是遁入黑暗，固定暗示昔日榮光。這裡他說的應非史學著作——他本人的作品也不是純粹的史學書，而更像自帶興趣與方法的「專題研究」，這種風格大概可以說是「有憑有據地說故事」，也同樣顯現在《改寫人性的人》上。其實光是鮑亞士（Franz Boas）、米德（Margaret Mead）或潘乃德（Ruth Benedict）的事蹟就很可觀，但本書至少還兼及五名人類學家。

改寫人性的人：二十世紀，一群人類學家如何重新發明種族和性別

午夜的佩拉皇宮：近代伊斯坦堡的誕生

澀沢尚子在《美國的藝伎盟友》道：「當時，像潘乃德這樣的戰後自由主義者堅信，通過強調文化比生物特徵重要以及有色人種也有『發展成熟』為現代社會的潛力，他們在和以往種族主義者的思維方式脫離、決裂。……他們的作為使得種族主義對許多美國人而言不易辨識，其影響一直持續到今。」（頁434）而在《改寫人性的人》中佔樞紐地位的文化人類學家鮑亞士（Boas，在《美國的藝伎盟友》中翻譯為博厄斯），澀沢尚子說他「揭穿了科學種族主義的面具，……但同樣不夠徹底，未獲得全面的成功。」（頁109）

澀沢尚子的批評相當犀利，如果我們同意她的見解，是否意謂著她泛稱為「戰後自由主義者」，受鮑亞士啟發的這批文化人類學遺產，已經「過時」，且不具回顧的價值？

也許恰恰相反。

我把澀沢尚子的批評說在前，並不為貶損《改寫人性的人》，而是為了對照出這本書的獨特性。如果要分析歧視，像《真理的史詩》等書可說精闢。對抗歧視，有許多書籍足以參考。但這類論述通常欠缺一個視野，就是如何理解澀沢所謂「不夠徹底」的脈絡。以《改寫人性的人》對比澀沢，最大的差異，就是在澀沢筆下，我們會以為「與以往的種族主義決裂」事屬必然且彈指可得，但查爾斯 · 金卻告訴我們——那並非易事。書中以近乎實驗室觀察報告不疾不徐的筆調，來到那些驚心動魄的時刻，告訴我們曾被奉為圭臬的瑕疵預設與方法，是如何被一個螺紋，接著一個螺紋地鬆動。

美國的藝伎盟友：重新形塑敵國日本

真理的史詩：從創建殖民地到獨立戰爭，從解放黑奴到民粹雲起，一段歷經五百年驗證、淬鍊的美國全史(三冊套書不分售)

關於「一步到位」的理想與迷思

鮑亞士初抵美國時是還不嫻熟美語的移民，他的學生潘乃德是有輕微聽障、「二度就學」的高齡研究生，米德曾受同儕自殺的創傷而憂鬱——我不記得過去人類學課堂上，有人提過（在這堂我沒翹過課，至今仍保留詳細筆記的課堂上......）——更不要說潘乃德與米德，被若干酷兒研究，視為留下最迴腸盪氣情書的「出土戀人」。被列入書中的還有保存原住民族文化的德洛莉亞（Ella Cara Deloria）與哈林文藝復興運動旗手的賀絲頓（Zora Neale Hurston）——兩人都曾受經濟匱乏之苦，賀絲頓的小說《他們眼望上蒼》已在台出版，德洛莉亞除了著有原住民族族語的文法書，也著有小說——《改寫人性的人》並未對「鮑亞士一門」的多元或弱裔大作文章，它只是娓娓道來——儘管傳記並不保證人們的全貌，但查爾斯 · 金顯然捕捉到關鍵現象：人類學從研究「特定對象」，轉變成「特定對象」進入並獲致表意權的陣地。

德裔美國人類學家鮑亞士（1858-1942）。（圖／wiki）

文化人類學家潘乃德（1887-1948）。（圖／wiki）

美國人類學家米德（1901-1978）。（圖／wiki）

人類學家德洛莉亞（1889-1971）。（圖／wiki）

人類學家賀絲頓（1891-1960）。（圖／wiki）

他們眼望上蒼

說起「科學種族主義」，如今我們多半抱有厭煩快轉的心情——只有歷史學家，會殷殷提醒，那些虛妄的理論，曾荒謬地具有主導性。讀者也許會問，重複令人不快的過去目的何在？絕非戀舊。而是如果要了解這群人類學家如何「偏航」，怎能不先了解先前的限定路線是什麼？

現在我們多知道比納粹存在更長遠的背後意識形態，錯得離譜——我們通常卻不知，它既顯赫又流行的權威性如何從神壇落下。如果作者花時間在這群人類學家的經歷，而非快取他們的研究——我以為，這源自一個想法：觀點不會憑空而生，它仰賴個體的自主。所以了解他們是誰，也很重要。書中人類學家都貢獻過經典，最初他們不搭順風車，後來引領風騷，留下的遺產則有褒有貶。

關於研究與思想是否可能「一步到位」的問題，我們既需要如澀沢這種嚴格要求的評判，也需要如《改寫人性的人》這種拉長時間跨度、開放更多資訊之作——前者善於盤整，後者則能避免過度簡化，而保存相對化的能力，兩者其實缺一不可。

人類學，這個國際事務

那麼，是否本書的論述相對薄弱？我的答案是不。作者的論述是隱於敘述的，有多處發人深省：一方面，它使我們看到人類學就是種「國際事務」，任何一處求真的力量疲弱或被禁錮，都影響到他方。另方面，作者引證當時希特勒是「種族主義學美國」，也令人凜然——這顛覆了我們只以國家為單位，記憶歷史與進行轉型正義的想像。近年俄國的反同法案，便使東歐幾國起而仿效，可說呼應了本書的觀察：人類處境不可能「劃國別而限」地了解與維護。鮑亞士率人類學家「到處出走」的這一章，實不應在我們的記憶中留下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