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村的故事》1989年第一版問世，今年春山再出，已經是第三版。回看中國過去35年起伏，今時今日重讀，恐怕比九○年代感悟更深。不只是因為有了隨著時間新增的章節，更是因為在1989年之後，中國、前蘇聯領導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經歷了翻天覆地的歷史考驗。蘇聯、東歐共產政權一一垮臺，獨獨中共存續到今天，還以「大國崛起」洋洋自得。
要問一句「為什麼？」恐怕還要從黃樹民教授的田野現場找答案。
黃樹民教授1984年底住進林村開始田野調查，這時距離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不過六年，「改革開放」的大旗才高高舉起，如果用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來形容，林村這個地處廈門島的帝國邊陲鄉間聚落，可能方才一腳踩進水裡，摸著第一顆石頭。黃樹民教授的田野研究，見證了「改革初始」的珍貴時刻，繼而藉著第二版、第三版，一路追蹤到今天。
林村的故事：一個村書記眼中的新中國變遷
《林村的故事》以村書記葉文德的生命史貫穿時空，葉文德1943年出生：往前承接反右、文革和大饑荒等政治運動；往後正推動著改革開放政策下鬆綁的地方經濟。書的敘事章節呼應著葉書記的人生經歷，讓他成為講述林村故事最合適的報導人。
葉文德精采的經歷從1978年擔任生產大隊書記開始──這也剛好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元年」。他自述在接任書記之初，推動了兩項改革：一、生產隊隊長、副隊長投票選舉；二、實施紅利制度。進行這些改革是因為「要使人努力工作的唯一辦法，就是讓他們清楚地看到成果之中有他們的一份。」
在共產黨的語境裡會形容葉文德能夠「很好地把握政策」，但我更認為，更多是因為葉文德先發掘、發揚了人性，同時嗅到了共產黨的改革開放政策帶來的契機，希望以人的自利本性拉動經濟的氣味。於是帶著居民順勢上攻，開啟了林村之後30年的經濟發展。
（圖／《林村的故事》內頁）
林村的故事在1978年之後愈發豐富、多變。改革開放政策推平了意識形態，敢闖蕩的就有機會贏。葉文德在這片 Wild West 的荒原上大顯身手，在欠缺成就有效金融交易工具的情境下依靠的，第一是關係：
「大隊會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人和。……我在四清時與許多幹部建立關係。當年年輕的積極分子，如今已成了四十多歲的人，在市政府、地區和公社辦事處做中層的職位。我有什麼事要辦都可以找他們來幫忙。」
第二是創意。
例如，隨著經濟逐步發展，林村村民希望住得好一些，對於增、改建房屋的木材需求大增，但配給量根本不夠。於是葉文德找到閩西從事木材生產的地區書記，用關係買到二手木材；到手的木材需要運輸，葉文德找上需要建新辦公室的鎮政府，既賣木材給鎮政府，也用鎮政府的運輸工具運自己的木材，也免除了沿途通關的查驗、稅費問題──因為名義上這些都是鎮政府工程用的木材。
「這整個過程完全合法。我可沒有笨到要違反黨紀，只不過是運用了一些私人關係和現行法規的漏洞而已。」
一般的歷史敘事總是巨大而宏觀，我們可以從統計數字、經貿指標、國際關係升降等等維度上看到改革開放對中國的影響。但微觀到一個村究竟是什麼情況？《林村的故事》透過對葉文德的深度訪談，具體呈現了中國在這一段時期特殊的經濟發展路徑的操作現場，如今讀來有種不可思議的獵奇趣味，但卻是實實在在的歷史紀錄。
黃樹民教授的筆，刻畫葉文德之深刻直到肌理，但又輕鬆易讀。我特別推薦第一章開頭，黃教授和葉文德最初認識的描寫：黃樹民原本在林村談妥了一個租金便宜的房間，但葉文德在即將成交之際介入硬是將價格拉抬了幾倍。原本黃樹民很生氣，但後來發現葉文德以權力干預交易並不為圖私利，而是保護自己的村民不被黃樹民這樣的「外來者」占了便宜。
這是一段「因誤會而衝突，因了解而釋然」的有趣歷程。但黃樹民是人類學者，不是小說家，描寫人不是為了推進故事，而是引導讀者發現葉文德其人，表層是黨支部書記──共產中國建立之後才出現的幹部；但他的人格底蘊裡仍以「家父長」自居，實踐的仍是「作之君，作之師」這一套中華傳統的儒家規訓。
葉文德領軍衝刺，林村藉著農業和勞動力累積資本，接著開辦製造業──紅磚廠、鍍鋅廠，再以商業開發等「土地財政」手段致富。林村原村民只要不染惡習、不奢侈浪費，幾乎都能在這30年的經濟發展中發家致富。
「隨藉林村的巨變，我做為一個人類學者，也必須面臨觀念上的挑戰和位移。得從一般情形中人類學者社經地位相對優勢的『向下研究』（study down）視角，調整為『向上研究』（study up）的心態。」
黃樹民教授自己也承認，林村經濟發展的「成功」，遠遠超出他原本的預期，甚至和原本設定的方向完全相反。在他2015年重返林村時，一位當年認識的報導人甚至向他「抱怨」：「錢多了的問題是，不知道要做什麼！」
林村經濟發展的「成功」，遠遠超出作者預期，甚至和原本設定的方向完全相反。（圖／《林村的故事》內頁）
黃樹民教授總結林村的經濟成功轉型、發展的原因，其中兩項「農地使用型態轉變」和「外在政治改革的大環境」，都和共產中國最上層的政治路線更迭息息相關。但緊跟著產生的問題是：「林村的成功故事」，會不會被說成「中國的成功故事」？甚而成為政治上「中國模式」的標竿樣板？
當然不可能這麼直觀和簡單地把林村的成功直接論證為整個中國制度的成功。林村依然有屬於自己的成功要素。例如緊接廈門港貿易口岸；甚至地理和文化上與臺灣的接近，因而成為九○年代臺商投資的首選地點之一……這種種條件，和中國其他地點相比，都堪稱獨一無二的優勢。
所以如果要把「林村經驗」擺進全中國的範圍來考察，更準確的描述是，同樣在中國，同樣在改革開放的政策裡，有些地方成功了，但仍有些地方失敗了。因此林村現今的經濟發展成就，仍然要回到林村特有的條件來考察，其中葉文德的性格和關鍵時刻的決策，依然是決定性的因素。
沿著對「中國模式」的思考，另一個問題是：在「中國就是個集權國家」這樣的全稱底下，林村的故事提出、補充了什麼樣的不同觀點？
這個問題更加幽微、複雜。「中國共產黨為什麼沒有在1990年代隨蘇東陣營一起垮臺？」一直是歷史、政治觀察家反覆提出的問題。但林村的經驗，提示了我們反思：極權也者，並不是裡裡外外，直到每一個細胞都極權。林村的故事深入揭露了「極權」的肌理，看似僵硬的外在，內裡不只有空隙，而且有相當一部分細胞在裡頭活潑運行，展現著勃勃生機，哪怕這具軀體並不是四肢百骸都健全，但只要有一部分組織得以活化，供應出新鮮的血氧，這具軀體就能夠從僵化、瀕死的狀態中回轉過來。林村，就是這樣一塊被活化的組織，它藉著自由經濟的手段，不僅讓自己發家致富，更支持了中國共產黨，一個社會主義專制政權得以行之久遠而到今天。
這樣的辯證關係看似弔詭，卻是中國近30年真實的歷史經驗。
林村的故事：一個村書記眼中的新中國變遷 (電子書)
借土養命：從雲南到金三角，從毒品到永續農業，一個泰北華人社區的民族誌
李志德
資深新聞工作者。著有《無岸的旅途：陷在時代困局中的兩岸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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