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洽溢／歷史或許不會重演，卻時時在押韻──導讀《從清帝國到習近平：中國現代化四百年》-作家專業書評-好書指南-OKAPI閱讀生活誌

歷史敘事的世代傳承

研究中德關係史的哈佛大學歷史學家柯偉林（William C. Kirby），高度評價余凱思（Klaus Mühlhahn）的《從清帝國到習近平：中國現代化四百年》一書，將之與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美國與中國》、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的《追尋現代中國》相提並論，認為是「攻讀中國現代史的學生和鑽研中國現代史的學者」必讀的傑作。

從清帝國到習近平：中國現代化四百年(套書)

美國與中國

追尋現代中國套書【睽違十四年，史景遷新修三版】

費正清、史景遷、余凱思三個世代的中國研究學者，他們各自的敘事涵蓋了漫長的時間歷程，提供的內容宏觀龐雜，各有擅長。但他們共同觸及到一個西方人普遍關切的問題意識，即今天的中國從何而來？如何認識現代中國的形成？換言之，就是去追問中國如何從一個滿人統治、漢蒙藏多元民族共存的王朝，演化成一個以主權為單位的現代民族國家。而在被迫捲入世界政治的主權國家體系之後，中國又如何能夠凝聚成一個以漢人為主體，融合各個民族的國家機制，形塑兼容並蓄的意識形態，建構行之有效的官僚架構，動員社會的經濟和財政資源，以維持自身體系的運作，並回應來自內部與外部的種種嚴峻挑戰。另一方面，就政治現實而言，如果迴避以上問題，甚至無法清楚解釋，今天中國做為一個民族國家的歷史正當性，以及它在現代國際政治上所提出的主權話語權，也都會連帶遭受嚴厲的質疑，尤其，歷史正是個人建構自我認同的重要來源。例如，美國史學界近來的「新清史」論述，對中國當前統治之歷史正當性所形成的可能挑戰。

就敘事方法而論，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雖以美中關係為論述主旨，但身為美國的中國歷史研究開創者，他始終帶有某種程度的「文化決定論」，強調歷史文化與政治現實的密切關連，他尤其側重「中國傳統」在中國現代化過程的延續性，以及向現代社會過渡的主導作用。因此，在《美國與中國》一書中，費正清向美國讀者詳盡解釋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著重解釋中國與美國截然不同的政治傳統、道德判準和價值體系，美國不可能依其主觀意願試圖改變中國。同時，中國共產黨雖是蘇共與共產國際所扶持，但中國革命卻是中國近代以來政治、經濟、文化諸領域變化的邏輯結果，不管是理論或實踐方面，中國革命都不是、也不可能完全複製蘇聯的經驗。而基於這種文化決定論的視角，費正清進一步建立普遍的框架，探討十九世紀中國與其他國家的交往關係。在與鄧嗣禹合編的《中國對西方的反應：1839-1923年文獻通考》著作中，費正清以「西方衝擊—中國反應」的架構，預設中國文化傳統具有絕對的穩定性，除非藉助外力的作用，否則中國無法自發性地產生變革的力量。所以，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殖民掠奪，除了帶給中國人痛苦的恥辱，但也逼使中國人邁向現代化的崎嶇道路。

隨後，費門子弟彷彿人人都帶有「弒父情結」，爭相挑戰老師那種暗藏西方中心論述的歷史觀。尤其是六八運動後風起雲湧的馬克思主義潮流，帶動了學術圈的社會研究時尚，美國的中國歷史研究學者吸納種族、階級、性別、人口等各大領域的豐碩成果，匯聚成柯文（Paul Cohen）所謂的「中國中心」研究途徑，主張「在中國內部發現歷史的動力」。史景遷對中國的追尋，自然也融入消化了中國中心的養分，只是他以一貫的斐然文采，把相對嚴肅的教科書，書寫成明白曉暢的通俗讀物，使得原書厚達八百餘頁的《追尋現代中國》長銷書市。在史景遷的觀照下，四百年的中國歷史，呈現出「國家」追求自我維持，「社會」苟全生存，在國家興衰起落，社會遭受動員和剝削的疏離過程中，處處流露矛盾的反諷。其中，知識分子勇於為社會仗義發聲，但其安身立命的價值卻總須由國家來認可，而容不下獨立自主的政治空間。不過，在史景遷氣象磅礴的敘事，揮灑自如的寫作技巧，做為一本教科書，還是難掩歷史因果斷鏈的遺憾。如史藉孔尚任題為《試眼鏡》的詩，靈巧簡潔表達西洋「高科技」，改善孔的視力所帶給他的喜悅，然而背後複雜的中西跨洋貿易運作，卻被以「市自香山㠗」詩句一筆匆匆帶過。

費正清、史景遷都是立足在當時的中國回望歷史，費彼時的中國在戰爭的動盪中飽嘗文化的挫折，而史的中國則在改革之初的步履蹣跚中爆發天安門血腥暴力，即使修訂的第二版將敘事跨度延長至香港主權回歸之時，在中國歡欣鼓舞的背後，還是隱隱透露出史家心有餘悸的狐疑和不安。余凱思所面對的中國，已然又重返歷史的榮耀，崛起成為全球舉足輕重的大國，這就需要以別樣的情緒、另一套故事來敘述中國走過的來時路。

「制度論」的詮釋方法

社會科學化是美國中國研究長期以來的趨勢和特色，費、史雖然吸納其文人和社會研究的成果，唯獨余凱思明白表示，以「制度論」來架構他的歷史書寫，並在導論的部分解釋制度概念的分析功能和意義。

美國的中國研究，大體上循「文化」和「結構」路徑。前者意指一個民族的特定政治態度、信仰與情感，是該民族長期以來在社會、經濟、政治活動過程中形塑而成。前述費正清的歷史書寫路徑，顯然就是依託此種「文化」取向。「結構」係指常態性的行為模式，尤其特指正式或非正式組織中的常態行為模式。余凱思的制度論則趨近於「結構」取向，即透過制度制約人的行為，解釋中國歷史事件、政策變化的因果關係。

從學術研究的歷程來看，自從歷史社會學家史卡奇波（Theda Skocpol）發出「把國家找回來」（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的呼籲之後，原本主流的行為主義（政治）文化路徑逐漸式微，制度的結構分析蔚為流行，這樣的趨勢也反映在美國的中國研究領域。余凱思的制度論可謂體現了這一方法論的轉折。除了學術趨勢之外，余採取制度論的途徑或許與中國的改革現實有關。就中國的經改策略而言，不論是改革伊始的「放權讓利」，中央把權利下放給農戶、工廠、企業、地方政府，以刺激、提高基層的經濟發展動機，又或者隨後的「制度創新」，即如何在維持黨國一體化的既有架構下，逐步從「計畫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這其中都涉及到既存制度的調適及重建。尤其是，世人所亟欲了解的中國「經濟奇蹟」，部分源自余凱思在書中所謂的「中國之謎」。正統經濟學理論一般假定，明確的產權歸屬，是技術創新、市場效率以及經濟發展存在的前提條件。然而，中國的創新與發展，卻是出現在產權公私界限的模糊狀態下，這種異常現象之謎，尤須在產權的制度學理上予以分析和解釋。

就歷史演進而論，透過本書對制度運作的鋪陳，可以讓讀者容易瞭解歷史事件和政策演變的因果關係。以1949年之後中國一連串錯綜複雜的權力鬥爭，讓人目不暇給的各種運動和政策轉變為例，余凱思所提供的制度解釋，是撥開重重迷霧的方便之門，其中關鍵就在於掌握中共的「初始制度條件」，即本書第七章所描述，中共完成黨國機器的一體化統治；透過「單位」體制的建構，讓人民的社會福利完全依賴於組織；成立居民委員會，組織、監督人民；以國家所創造的意識形態分類，把人民貼上「敵人」「朋友」「地富反壞右」各種標籤，形成一種「標籖化的社會」。從此，黨國機器的力量，以中國歷朝所未有的程度完全向社會領域滲透。其次，借鑒蘇聯模式的經濟體制，以資本密集的重工業為核心，漠視輕工業的發展，並以計畫經濟體制取代市場，做為協調供需的機制。如此一來，中共便把革命運動、工業計畫、農業組織、行政管理嚴絲合縫整合一起，加上對人定勝天、社會進步的盲目信仰，形成了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稱之的「極端現代主義」，爾後不論是毛澤東的繼續革命或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中國種種政策制定的歷史，誠如余凱思暗示的，就必須從1950年代形成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結構的脈絡才能清楚理解。

舉例而言，余凱思提到影響人民共和國深遠的「城鄉二元結構」，有其存在的制度邏輯。以中國成立之初的總體條件，即「人口多、底子薄」，缺乏資本和技術，其實並不適合採行蘇聯模式的發展策略。重工業創造的工作機會有限，無法滿足龐大人口的就業需求，必須透過嚴格限制人民移動的戶口制度，嚴禁鄉村人口流向城市，避免增加城市就業機會和社會福利的沉重負擔。同時，在自有資本不足的情形，只能採取「統購統銷」政策，榨取農村的剩餘，以做為城市工業生產和糧食消費之用。於是，這種城市與鄉村分配的人為不平等，即是為了維持蘇聯模式運作之「必要的惡」。而中共號召青年「上山下鄉」的動機，除了意識形態的狂熱，緩和紅衛兵造反的衝擊、並重振毛澤東的奇魅權威之外，同樣是要解決城市的就業和人口壓力。造成中國青年「失落的一代」運動，也有城鄉失衡的制度因素。所以，五〇年代後中國諸多的政策和現象，都可以從這種初始制度條件的邏輯得到因果關係的合理解釋。

觀照以「領導人」為中心之歷史敘事的侷限性

中國在實施蘇聯模式後雖迅速工業化，但各種體質不適的隱憂一一浮現，從毛澤東發表的〈論十大關係〉可以了解，他已經意識到中國在農業與工業、重工業與輕工業、中央與地方、黨與非黨等十個面向出現嚴重失衡現象。但是，毛一手建構的極端現代主義制度，雖然賦予中共強大的治理力量，不過同時也制約了毛試圖變革的願望，他所發動的雙百、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運動，都事與願違，引發了戲劇性的動盪和災難性的結果。他雖然看到官僚主義的現象，呼籲打破工農、城鄉、體力和腦力勞動三大不平等的差別，但擁有經濟資源分配權利的官僚幹部，在高度標榜平等價值的社會主義社會，弔詭地形成新的特權階級，這本就是計畫經濟體制的內在必然結果。大躍進時期發生的大饑荒，也有中國統計能力不足，導致嚴重經濟誤判的制度性因素，並非如馮客（Frank Dikötter）的《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所認為的，是人類有史以來規模前所未有的蓄意大屠殺，誠如余凱思所強調的，毛澤東等做為決策者，對這場災難自然難辭其咎，但「無心造成的後果和有計畫的集體殺害，兩者在道德上有很大的差異。」

理想的挫敗，權力的旁落，甚至國際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對立，加深了毛的危機意識，讓他益發突顯其「毛主義」（Maoism）特質。他強調階級鬥爭的依然存在和重要性，並以抽象的思想意識做為畫分階級成分的判準，鼓動青年人在「心靈深處鬧革命」。然而，反諷的是，毛的階級鬥爭號召，又經常遭到各個群體的過度詮釋和刻意扭曲，最終演變成連毛本人都無法駕馭的混亂局面。尤其是身處中國的單位社會，人人隸屬於「單位」體制，生活資源全面依賴工作組織的供應，而每個人身上被貼上的標籤，不僅決定了個人的生涯發展，也會世代遺傳。於是，既得利益和被鎭壓的群體都競相以匪夷所思的具體外在行為，來表達抽象內在的意識形態忠誠。社會群體基於迥異的情感、利益，對毛的政治論述做出不同的解讀，在紅衛兵的瘋狂行為之中，還是蘊藏了個人理性計算的動機。其結果，正是余凱思對文革的描述：「這些社會衝突揭露了社會主義社會早已積累的緊張和摩擦。許多群體也趁亂牟取利益、解決公開的紛爭、報復過去受到的小委屈和侮辱⋯⋯檯面下醖釀的怨恨、心懷不滿的群體、不公不義的感受，以及誰都看得出的不平等，推動了文革的暴力行為。」毛澤東時代中國的政治運動，大體上可以說是其初始制度條件的外化，而不僅是毛個人魅力的鼓動和人民群眾的無知盲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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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結構制約了毛澤東的政治動員手段及其結果，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政策選擇和成效，自然也是對既存制度結構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鄧小平時代的經改之初，即是重新確認符合中國經濟的合理性，以輕工業為重心，利用龎大、廉價的勞動人口，吸引國外的資本和技術，依託國外的市場。其具體做法是在不鬆動共產黨統治權威的情況下，仰賴毛時代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的制度條件，如以財政留存誘因激勵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動機，放任地方政府積極發展大躍進時代遺留下來的社隊，即所謂的「村辦企業」、「鄉鎮企業」。而改革過程是局部的、實驗性的，待有成效之後才由中央認可。余凱思對此評價，「改革相當務實，零散且謹慎，並非大規模或有系統的進行，因此造就了一個去中心化、碎片化、國家組合主義（又譯「法人主義」）的混合體制。」所以，中國的經改確實是摸著石頭過河，不是鄧小平等領導人的擘畫，其過河的沿路石頭不少是由毛時代的制度和政策堆砌而成的。毛無法隻手遮天，鄧也不是全然天縱英明，余凱思的制度分析收斂了中國歷史敘事常見的領導人中心史觀。

四百年的時間視閾

有人認為史學，就是認識時間的差異性，那歷史學家，便是研究時代變化的專家，而時代總是變化形形色色，有些變化甚至延展至當下。關鍵在於，當歷史學家套上了時間的鏡頭，須要多長的「視閾」，才足以認清時代變化的歷史脈絡。所謂「視閾」，是指視線的遠方邊界。而時間視閾這個概念，根據德國歷史學家奧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的解釋，就是去追問：如果我們從當下的視角出發，我們願意看多遠，以及必須看多遠？站在歷史書寫的角度，這個提問就涉及到「編年史應該從何時開始敘述才比較恰當」的問題。研究英國工業革命，如果把時間視閾停留在十八世紀瓦特改良蒸汽機，我們得到的是以機器大量生產取代人力的解釋。假使，再往前推移一百年，我們還可以看到英國人口和家庭結構變化所蓄積的消費主義潛力。敘述時間的起始點相差一個世紀，對英國工業革命現象，就可以得到「供給」與「需求」兩種不同且互補的經濟解釋。

余凱思以四百年的歷史跨度做為時間視閾，透過制度的因果關係和相互對比，足以解釋中國崛起及其隱憂的「路徑依賴」。中國能在穩定中追求發展，如余凱思透過制度線索所陳述的，就在於既維持共產黨的權威，又結合市場機制的效率，此種漸次融合威權政治與市場經濟的「中國模式」，構成了我們在理論和現實方面對資本主義生活形態認識的挑戰。如果我們僅把視閾停留在1978年起的改革開放，能看到的就只是一群統治菁英對意識形態的堅持和彈性的戰略選擇。但是，通過余凱思所提供的四百年時間視閾，我們還可以看到它與1930年代南京國民政府施行之「發展型國家體制」的歷史親緣性，甚至可以上溯至晚清改革所摸索出的「官督商辦」的制度。當前的中國模式，從長波段的歷史時間中，能夠觀照它存在的路徑依賴。中國的「經濟特區」，呼應了清代的「廣州制度」；以大清王朝為中心的朝貢貿易體系，演繹出東亞版的霸權穩定理論，歷史或許不會重演，不過卻時時在押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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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美國新世代的中國史書寫，《從清帝國到習近平：中國現代化四百年》一書展示了美國的中國歷史研究科際整合的趨勢，利用社會和人文的學術成果，進行因果關係的詮釋。同時，本書以教科書自我定位，美國今後的世代，可預期的，就是透過本書來建構中國的認知圖像。費正清、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等哈佛學派的中國敘事，為美國冷戰時代的中國政策轉向奠定理論基礎，而余凱思的著作又會在美國應對中國崛起的動盪時刻，如何影響美國人的中國觀和實質的政策？值得我們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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