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戰爭倒數第二年（1944），來自台灣的「日本」少年「景山雅文」（戰後恢復本名「陳以文」），正在東京獨逸學協會中學校德語班讀書。他懷著報效國家和出人頭地的熱情，瞞著在宜蘭當醫師的父親，私自報名了所謂「特別幹部候補生」。陳以文很快被編入號稱「皇軍之花」的關東部隊，他還不滿18歲呢。
以今日社會晚熟的標準，18歲仍是孩子、學生。但許多「自願從軍」的少年，就這樣被塞進飛機輪船，顛顛簸簸航向滿洲。東北的六月驕陽燦爛，影子長長落在地上，陳以文覺得空氣陌生又清新──但是戰爭時期的新聞管制，讓陳以文無從明白，自己熱愛的「祖國」已經強弩之末。更無法預料的是，他將會成為被蘇聯軍隊捕獲的戰俘，送到極北西伯利亞平原，在零下四十度長冬中度過好幾年。
《零下六十八度：二戰後台灣人的西伯利亞戰俘經驗》，向我們描述了一位生命如旭日初昇的年輕人，只因太陽帝國殞落，在時代潮流下被戰爭災厄擺弄的奇妙經歷。
零下六十八度：二戰後臺灣人的西伯利亞戰俘經驗
陳以文 （左二）與獨逸學協會中校同學合影。（圖/《零下六十八度》內頁）
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共有兩千萬條生命於戰地犬死、另外兩千萬條生命被飢餓奪走。什麼是惡？不要膚淺地說成王敗寇，同盟國的勝利不見得比法西斯軸心國更善良和平。當時蘇聯為了彌補戰爭中失去的大量青年勞動力，違反休戰協定在日德投降前後急速推進戰線，從東歐和滿洲抓走了超過一百萬名平民與士兵，再把他們送到冰雪連天的西伯利亞鋪設鐵路、建設工業。
這段課本沒有描述的歷史，幾乎不遜於猶太人在納粹集中營的苦難。如果讀過感人至深的記實文學《呼吸鞦韆》，就會明白當時羅馬尼亞境內許多日耳曼裔平民，被迫「代替」德國償還許他們無關的戰爭罪行，在極度嚴寒、飢餓還有極權肅殺氣氛裡，淪為被剝削與奴役的牲口。
呼吸鞦韆
本書主角陳以文也是這批犧牲者的一員。台灣少年和其他日本降兵瑟縮在僅由漏風木板拼裝的火車車廂內，冷冽北國空氣呼呼尖嘯，直到他們抵達被原始森林包圍的收容所。
戰俘營中高強度的強制勞動才不是粗劣單純的暴力，也是國家主義嚴謹設計的「科學計畫」。這些多數20歲上下的年輕人，填寫了詳盡身家表格，然後被脫光衣服，測量身體狀況與肌肉彈性。戰俘勞動營再按照降兵的軍階和體格，對所有人施以嚴格的工作安排與熱量攝取管制。
光著身體，被蘇聯女軍醫用手捏屁股是許多日軍戰俘的共同記憶。（圖/《零下六十八度》內頁）
陳以文和同袍不是沒有動過逃走的念頭。但是，根本望不到盡頭的雪原，言語不通的異國，就算有幸鑽出鐵絲網和機槍塔封鎖，還可以往哪裡前行？
西伯利亞的冬季恐怕台灣讀者很難想像──九月開始下雪，冬日長達半年，日照只有數小時。夜裡的「正常」氣溫大約零下二十到四十度。這個氣溫的意思是，香蕉會堅硬如鐵槌（真的可以釘釘子），滾沸的熱水也會在瞬間結成碎冰。
但是寒冷的可怕遠遠比不上飢餓。其實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是一場與飢餓搏鬥的戰爭。史學傑作《戰爭的滋味》就描述，二戰後期許多國家陷入嚴重匱乏，平民用盡加工和調味，把難以下嚥的昆蟲、海草、樹根塞進乾癟的嘴唇，而那些耗盡糧食、在艱苦死亡戰線中掙扎的軍人，只能吃下敵國士兵的新鮮屍體……
所以還未從饑荒恢復的蘇聯，當然不可能提供足夠的食物。總是處於飢餓狀態的西伯利亞戰俘們，用盡各種機會尋找可以補充熱量的東西。陳以文曾經欣喜若狂地從農場上撿回棄置的馬鈴薯，沒想到下鍋後瞬間化成混濁黃水，原來只是被嚴寒結凍的馬糞！其他人則是帶回路邊倒斃的狗屍，他們把狗的睪丸切片，當成火腿燻烤、滿懷感激享用。
當然，《零下六十八度》也有一些，事後回想能會心一笑的回憶。年輕的陳以文在戰俘營中第一次深刻體會所謂「文化差異」──日本軍人對長官絕對服從，可是全身體毛的俄羅斯大兵，偷竊窖藏食物、私通女性囚犯，面對上級責罵的當口還能夠散漫抽菸談笑。德國戰俘也不像日本士兵那樣「溫馴」，如果勞動超時，他們會罷工抗議，甚至還有人成功逃出戰俘營。
另外，戰勝國所強加的所謂「民主運動」，也讓陳以文大開眼界。當時蘇聯政府積極提供馬列主義教材，鼓勵日本士兵反抗軍官特權，並且藉此宣傳共產社會思想，為枯燥單調的戰俘營掀起相當波瀾。描寫二戰日本士兵生命史的《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就對於當時每晚召開批鬥大會、俘虜們彼此喪失信任的狀況，有非常生動的描寫。
戰爭的滋味：為食物而戰，重整國際秩序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
諷刺的是，這位見識到、並驚訝於歐洲人身上很不相同氣質的「日本士兵」陳以文，很快就要面對更大的認同錯亂。經過密集交涉，蘇聯同意漸次遣返日本戰俘。1948年，陳以文終於離開戰俘營，在海參崴搭上傳奇輪船「信濃丸」（孫文、漫畫家水木茂都坐過這艘船），準備「回歸祖國」。然而，回到日本後，他卻被當局告知，他與其他「台籍日本兵」一樣，國籍依照戰後條約要改成「中華民國」。於是陳以文與其他那些根本不會說中文、甚至在中國戰場上直接為皇軍效力的台灣士兵一起，坐上了前往中國上海的遣返輪船，又費了好多好多波折才回到久違的家鄉台灣（當然也有隱瞞出身，寧可留在日本的台灣士兵）。
信濃丸。（圖片來源/wiki）
本書主要記錄陳以文在西伯利亞的經歷，但是讀者也請放心，這位命運乖舛的少年，返家後終於獲得了幸福人生。本書作者是陳以文的孫子陳力航，追憶小時候祖孫倆人在木板床上，阿公當做睡前故事所講的北國冒險經歷，再蒐集相關史料撰寫而成。
1977年，兩鬢已白的陳以文終於再度前往東京參加中學同學會，並與戰俘營老友恢復連繫，參加「八戶會」、「久凜會」（即訓練隊和戰俘營的難友組織），此後並頻繁保持書信連絡。
1988年6月，陳以文（前排左三）參加八戶教育隊戰友會。（圖/《零下六十八度》內頁）
陳以文晚年對於自己身上日本時代的「追尋」，顯然我們能同情地理解。既然這輩子最驚心動魄的遭遇發生在那片寒苦遼闊的西伯利亞草原，那麼，三十年後渴望與老友重逢、把酒憑弔往事，再自然也不過。
為何老一輩台灣人有許多人懷念、親善「殖民政權」？《零下六十八度》不只寫出「台籍日本兵」在北國的遭遇，更側寫了因為時代轉換，台灣人在天皇旗下的認同矛盾──儘管戰爭記憶悲痛慘烈，但那個名為「祖國」的事物，總是深深連結於自己魂縈夢牽的青春歲月。
零下六十八度：二戰後臺灣人的西伯利亞戰俘經驗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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