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運鴻／工人家庭養出碩士博士，團結的「勞動階級」卻消散流失？──讀《我的黑手父親》-充電5分鐘-#每天閱讀幾分鐘-OKAPI閱讀生活誌

弟弟鬧脾氣，怎樣都不肯去補習班。平日寡言的爸爸說：「好，不想讀書，明天就跟我去做工！」結果不意外，在工廠裡鐵鎚打到鼻子，弟弟皺著臉哭了一晚，從此不再吵鬧不要補習。多年過去，國中國小畢業的雙親，養出了姐姐名校碩士、弟弟名校博士。這是《我的黑手父親：港都拖車師傅的工作與生命》作者謝嘉心的親身經歷，想來，也是無數台灣勞工家庭的真實故事。

我們都說龍生龍、鳳生鳳，可是為什麼，認份苦勞的工人每每能咬牙把兒女拉拔成社會棟樑？所以，念了社會學的姐姐，要寫下這本書。作者試著回答：為何那些對手藝自豪的「烏手」（oo-tshiú）不希望子女克紹箕裘。她爸爸也總是說：「毋通佮我做仝途！」（不要跟我做同行）

我的黑手父親：港都拖車師傅的工作與生命

做工的人

幾年前，感性揭露艱困底層生命的《做工的人》讓許多台灣讀者「看見」勞動階級，但偏重溫情的書寫引起討論，有論者認為過度強調工人苦難，只是複製了中產讀者的階級優越感。這種批評或許嚴厲，但除了溫情，勞動者的其他面向也確實該被看見與理解。

於是《我的黑手父親》刻意節制苦情，正因為作者身為拖車師傅的女兒，她的描寫力求生動平易，讀書不高的長輩看了也能獲得共鳴。這本黑手師傅民族誌裡，有師傅們的現身說法，作者再帶著問題意識與之對話，但仔細讀下去，無處不是工人女兒對於父執輩一生勞苦的感激和愛，很難不被深深觸動。此外，書中有多張直擊一身油汙的紀實影像、有詳盡的各式拖板車圖鑑，港都艷陽下揮汗拚搏的形象躍然紙上。

本書的主角，是高雄港邊一群專精技術的拖板車工人。見到外人，他們自謙「做拖板車的」，不過，同行內又有細緻分別，誰是手藝頂尖的師傅、誰是猶待磨練的半桶師、誰切割鋼材又快又好、誰的焊道收口漂亮，只有走進工業電扇與賣藥電台一起嗡嗡作響的悶熱現場，才會明白那個自成體系的世界。

讀者很快能注意到，這些師傅多半並非本地出身，他們的青少年歲月，就與台灣1950年代中期開始的「同胞們，以農業培養工業，是我中華民國現階段，經濟建設的基本策略」歷史過程緊密重合。農家長大的他們，離鄉背井來到港都習得手藝，即便不諳工程數學跟電腦製圖，仍憑實戰鍛鍊出來的「手路」，打造了一輛輛堅固耐用、在全台不懈奔跑的拖車、曳引車、拼裝車。

書中收錄一系列拖車廠紀實影像與各式拖板車圖鑑。（圖／《我的黑手父親》內頁）

作者深度訪談近20位拖車師傅，為何放棄升學而選擇學徒生涯？如何在腦中勾勒設計製造流程？如何選擇計件論酬或者固定月薪？如何在前輩和頭家那邊樹立自己商譽？作者迫不及待地，要說明工人階級的深思熟慮，他們絕非「沒有選擇」才淪為體力勞動者，而是在當年普遍貧困、留鄉務農沒有出路等現實條件下，做出最理性最妥當的決斷。

老師傅們或許各自有人生路徑，但他們不約而同「自豪」於當年早早投入職場，讓家裡弟妹順遂升學、婚後膝下子女可以小康長大。這種為家庭出賣勞力的心情，其實與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雇傭勞動兩大核心動機（出人頭地、自我實現）不同，人類甘願於勤勉勞動一直都有無私理由──犧牲自己，成就親愛家人。作者誠摯卻節制的筆調，在此剖白中表現無遺。

然而要「成為師傅」，那就與奮戰聯考學測、在教室吹冷氣直到研究所畢業的中產讀者完全不同。當學徒（台語稱「學師仔」）是一種非標準化的技術培育，沒有課堂、沒有考核、師傅也沒有仔細說明的義務。學徒必須把握機會、細心觀察，甚至放棄午休時間去旁邊使用廢料自主練習。當然，能不能學到關鍵技術，取決有無資深師傅傾囊相授。

所以在職涯初期，他們會刻意轉換工廠，為了在不同前輩身邊精進技術，習得新功夫。在這依靠實力和人脈，沒有學歷當後盾的勞動環境，跳槽（而非忠誠）是增進自身籌碼的管道，比如作者的父親年輕時輾轉於不同車廠，才學得到多種拖車的工作流程。同樣道理，有沒有更多同儕或前輩在未來幫你介紹案子，就成了技術工人職涯相當重要的事──求職與學藝一樣，首重「個體」之間的人際網絡。

學徒要成為師傅，經常輾轉各處以習得技術。（圖／《我的黑手父親》內頁）

上述這種頻繁遷移工作場所、重私交勝於聯盟的勞動型態，顯然不會刺激任何類同「工會」的出現，因為在拖車工人世界，存在「關係」導向而非「制度」導向，鮮少思考「集體權益」如何爭取。沿著書中提出的細膩觀察，我們還可以思考，在這樣的勞動路徑中，工人的所有努力都是為了增加屬於個體的資本，最終「不必依附任何一家工廠」。這便是台灣社會獨特的、可說妨礙了「階級凝聚」的勞動者文化──工人是為了在市場上孤獨自立，而不是在社會領域中創造團結的勞動者集體。

書中有一段描寫非常有趣，作者的父親長年對「有學歷」的工程師不以為然，認為他們紙上談兵、不懂實做。後來，念到博士的作者弟弟因工作進修，需要操作「天車」（架在屋頂的懸吊器），父親卻對兒子的操作能力充滿不信任──文憑與技術的衝突，也是白領與藍領兩種勞動者的矛盾。只因父子親情可以降低摩擦，藍領勞動者才放心說出對於「高階」同伴的不信任──這種情緒背後頗為複雜，一方面希望子女「讀得更高」，另一方又對所謂讀書人抱持淡淡敵意。

本書對於各種「勞動者氣質」的觀察，也回應了資本社會中的勞工「文化」：工人的心態在於認份、甘願做，勞動是為了營生，無關價值或尊嚴，忍耐就是體力勞動者的首要特質。負擔得起的房子比較偏遠？那就早起通勤來彌補；工業區週邊空氣混濁？那就戴口罩將就。忍耐的美德，當然會阻斷工人階級爭取自身權益的決心。

於是本書精彩的民族誌，或許隱含了更深刻的問題：打狗港邊，有著許許多多頂天立地的「個體」工人，卻沒有團結的「整體」勞動階級。對照經典勞動研究《學做工》，西方社會的問題在於「勞工子弟何以接繼父業？」但本書的提問正好相反：勞工父母渴望子弟告別勞動。二者的差別就在於，台灣工人並沒有對於自己勞動身分的完整驕傲，或者說，缺乏真正「階級意識」。另一本重量級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就清楚說明，「以身為工人自豪」需要歷史醞釀。遲至1960年代才誕生的台灣勞工階級，沒有反叛傳統、沒有寫給工人看的政治宣傳手冊、沒有充滿男子氣概的酒館聚會、沒有聲嘶力竭然後被捕繫獄的領袖頭人……

學做工：勞工子弟何以接繼父業?

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上)

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下)

回到我們台灣。2017年《勞基法》修惡，放寬加班、減少休日，面對勞方抗議，總統卻說：「這不是跟我說，你去跟你老闆說嘛！」主張進步理念的小英確實失言，但這句話也點出，台灣勞動者太習慣把職災當天災、把剝削受苦當吃苦進補。這是台灣公民社會缺失的一塊拼圖：沒有足夠團結、缺乏主動爭取權益的工人集體，導致勞方總是「仰賴」國家德政，而非自己上場戰鬥。

就此而言，《我的黑手父親》雖聚焦於拖車師傅職場生態，卻映照出台灣勞動者的歷史困境：或許因社會轉變太快、或許因工人的「驕傲」並不完整，愛子心切的勞工父母反而親手鑄就了階級斷層──「做工的人」茹苦含辛養大了「讀書的人」，就個體來說，這是階級上升的幸運，但就整體來說，堅實的勞動者團結、傳承的工人身分認同，也在一次次鯉躍龍門之後，因之遲遲無法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