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澤萊（1952年2月15日－）是台灣文學界的鬼才。本名廖偉竣，雲林縣二崙鄉人。他畢業於台北師範大學（他的師範背景在作品中可以看見），勤學不倦（他的勤學不但在作家之間少見，甚至比不少學者還勤學），取得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今年（2012）還考上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班。他曾獲多種文學獎，如吳三連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等等。
他以「轉向」著稱：他遊走於多種小說門派、宗教、文類之間。早期作品顯然受到現代主義影響，著重小說人物的內心世界。1975年大學畢業後，開始創作「打牛湳村」系列的鄉土小說，成為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末期的代表。1980年宋澤萊開始參禪， 之後批判大乘佛教，出版《被背叛的佛陀》等等。1985年以《廢墟台灣》重返小說界 。後來宋澤萊改信基督教，寫出魔幻寫實小說《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他並且受到西方史學家影響，寫出學術專書《台灣文學三百年》。他並且長期從事台語文文學的編寫。簡而言之，他的生涯等於幾位不同小說家和學者統統加起來的總量。
打牛湳村系列
被背叛的佛陀
廢墟台灣
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
台灣文學三百年
台灣文學三百年(續集)：文學四季變遷理論的再深化
宋的《紅樓舊事》初版於1979年（聯經）。書中主人翁「我」念的大學旁邊有「和平東路」和「龍泉街」，所以書名的紅樓應指師範大學（而不是長年享有男同志艷名的西門町紅樓戲院）。大學生「我」一方面牽掛人生哲學大哉問（何謂生死、自由等等），另一方面著迷情欲的探索。這兩方面的執念，是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特色。
《紅樓舊事》書影（圖/紀大偉提供）「我」除了展現「戀母恨父情意結」之外（戀母恨父是現代主義的招牌菜），也透露對於男性的迷惑：「我」擔心自己不夠男性化，同時也對男性化的其他男子表示好奇。
「我」回想起中學時期，全班男生一起偷偷傳閱色情書刊。其中領頭的男生侯孝德是色情書刊的守護者，也是發育良好的榜樣。男孩們驚覺侯雖然穿了體育服但他的勃起清楚可辨，而且侯還以被人看到勃起感到自豪。「我」在旁邊自忖：「這時我第一次認識所謂男人的必備標誌：勃起。」
中學時期學校體檢，醫生要「我」去動手術，病歷上寫了「左陰囊……」，「我」因而驚慌，想像自己要被閹割了，從此像女人。
以上這些少男的青春期尷尬，在國內外文學中都很常見。比較特別的男男傾慕發生在大學時期，「我」和名叫「李喬」的大男孩之間。
「我」第一次看到李喬，是在操場。「一位穿著渾身紅色球衣的青年… 踢著足球。……就在此刻那紅色的青年吸引我全部的注意力。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後，這個瞬間的一瞥還那麼鮮明的印在我的腦海……」
「我」自我分析：他常看透「物質」的表面，進而看到「精神」。他雖然先看到紅衣衫，以及「緊緊裹著紅衣衫裡面歡騰的東西，柔軟的身子，強壯的臂肌……」，但他真正看到的是「生命力」。
「當時我活生生的反應：無意中的叛亂了起來。」這裡的「叛亂」應是指「我的勃起」；「我」在中學時期就將勃起隱約稱作「叛變」。
「我」也馬上為「性」辯解（這裡的性，就是剛才的叛亂）：他說它（性／勃起）代表一種內在生命裡湧起的那瞬間的觸覺。
但李喬的魅力並非只留在球場上；李喬也參加校內座談。在「東方的哲學與人生」座談之後，有人起立發言，要在場同學不要陷入哲學清談的慵懶，而該享受教室外頭的當下美好現世。「我」驚喜發現，這個精力十足的熱血發言者，就是那個紅衣衫青年，他還隨身帶了足球。
「我」隨即心想，他遇過千百種人，例如「曾在校園被性變態的中年男子抱過」。許多人活在「我」所稱的「死的世界」（應指他們是行屍走肉），而紅衣男孩則活在「生之世界」裡。
用當今的流行語來說：「我」和紅衣男孩好像活在BL漫畫中；雖然「我」看到李喬就會心動勃起，但「我」絕不會同意他跟抱他的中年男子都一樣貼近男同志情欲。雖然都是男男相吸，前者代表生命力，後者則屬於黑暗的國度。
一日，「我」跟李喬正式打了招呼。李認出「我」是發表「遠古人研究」（這個研究題目本身就象徵了生命力的相反）的作者。「我」臉紅起來，竟想起初戀的感覺。「咳，初戀！多荒謬！」我自忖。
夜裡，「我」夢到美少年；早上醒來，「我」「愛上夢中的美少年」，「我對那少年做了崇拜式的自瀆」，結果身上的病痛全消。後來「我」跟李喬一起去野柳海邊遊玩，「我」看到海風吹掀李的黑髮，就馬上聯想起夢中美少年。
事實上《紅樓舊事》並非全書都是BL；「我」也試圖找酒家女尋求性啟蒙，也跟女孩們交往。但，此書雖不算同志文學作品，書中的男男情欲卻不該被低估。
在第四章第97頁，「我」體認到：身心障礙者跟他是非常類似的：「那位被世界所『看見』的跛足朋友的『跛足』與我『隱藏』之性異常的『性』是一樣子，外貌僅管不同，裡面並無差別，同是環境裡困難的適應者，我們的癥結所在是行動。」
「我」的體認，預言了身心障礙研究與同志研究的比對合作關係（這種比對合作在美國已有十年歷史，在台灣則還在起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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